行政省管县这个热炒多年的区划改革话题随着最新的中央全会决议罕见地提及，充分表明了其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其实，这本应该在意料之中。因为，行政省管县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首先，行政省管县改革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达至简政放权的手段。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学术界，提及省管县改革，必提简政放权，甚至可以说，简政放权是省管县改革实施的先决条件。
关于简政放权的意义，往深里说，是最终实现地方和基层自治这一现代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观。
现实一点说，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精简机构以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朱镕基当年当家时就曾经直言不讳“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科教兴国，是因为政府太庞大了，把财政都吃掉了”。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让公权力逐渐淡出资本市场，把经济发展和相应的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还给市场。十八大以来的若干重要改革决议几乎无一不贯穿这种思想，虽然没有直接表露。
或许有人说，这跟是否实行省管县改革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我们只要看到现体制下的中国现实国情就会明白二者之间有莫大关系：省的管辖面太大使得它只能成为经济活动的指导协调者而非具体执行者，只有市县两级才是具体执行者，这其中又以实际最高执行者市级权力最大和可动用的资源最多，可以豪赌，玩的就是心跳。君不见，当今中国日趋增多的鬼城基本都出自市级“杰作”。在十八大前后落马的十几位省部级高官中，地市首长占有相当比例，比如李春城、季建业、郭有明等，明眼人都知道，他们之所以落马，并非完全由于实际程度难称严重的个人贪腐问题，而是在经济和城市化大跃进中“玩”得过火了。
或许还有人以海南省十几年来的发展速度来印证省管县体制的失败，如果海南省算失败的话，那也恰恰证明了小省制或废省实地的不可行。难道不是吗？
海南省本来就是一个地市的盘子，配以省级架构和行政事权。并且还因此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在当今中国“无处不开发”的大气候下，虽然开发区多于牛毛，但由“省管”的仅海南洋浦一家。这就好比一个决策管理者越俎代庖，干起普通打工者的活一样，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或许还有人认为行政省管县有可能因为管辖县市数量太多而管不过来。姑且不论当今行政管理所依赖的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已经与甚至二三十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单就现时实践而言，就已经不是问题。君不见，如浙江湖北等实行财政省管县体制的省，省级财政部门在没有特别加强和扩充的前提下，直接面对上百个地县财政部门，居然毫无困难地运作了若干年。试问，在行政职能机构中，还有哪一个部门的实际事务量超过财政部门？再者说，行政省管县改革的前提是简政放权，或者说是对简政放权改革的倒逼。
如果说行政省管县有什么弊端的话，那也是，由于行政架构没了以往“五人为伍，五伍为俩，五俩为卒”的金字塔梯度结构，与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的官本位思想下的官员晋升和交流没了正常合理的渠道。套用清末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载泽的话说，就是：行政省管县改革利于国，利于民，唯不利于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