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612/4138361.shtml与其他的
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
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
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
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
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
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