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了，比如我们用“北京”指代中国，用“伦敦”、“巴黎”指代英国和法国等，所以，首都担负着“国家形象”的重任，说它是一国象征也不过分。有了这样的身份按说应该稳定才对，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是很稳定的，迁都只是出于无奈。然而，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相继有1/3的国家迁了都，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近现代首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者掌握着丰富翔实的资料，把近现代涌现出的迁都现象作了巡礼式的介绍，既有正史又有轶事，阅读中我们会有窥探一国家务事的感觉。本来嘛，给首都搬家就是一件棘手的家务事。
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世界历史发生了诸多变化，世界经济在飞速变革，人群与人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随着战争的消长而变幻莫测。在这个动荡的背景之下，我们对任何事都不能抱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它永固不变，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首都就相当于神经中枢，在任何时候，首都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地点，她的兴衰反映了国家的命运，内外战争中首都被攻占，往往代表着政权的更替，甚至国家的灭亡。所以，首都应该是稳定的，正如大多数首都所表现的那样，一旦确定，就生根发芽，直到成为一国的象征。
但是首都搬迁的事古今中外都有发生，在个别国家的某个时期，迁都之举还频繁进行。比如日本，在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末的200年间曾七迁其都，平均28年搬一次家。历史上一些大帝国在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迁都——既为了巩固已得到的战争成果，也为了建立突袭性的前进基地。这些，我们暂且不谈。单说近现代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迁都，就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了。
本文所说的“近现代”，把时间的上限基本定在18世纪末，时间的下限，则至当前。
在这期间，全世界发生过迁都的国家共有61个，将近现有国家总数（194个）的三分之一。这还仅仅就国家的“个数”而论，假若按这些国家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比值就高得多了。可见迁都影响非常广阔，是牵动全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动作。
把首都迁向国土的中央
近现代迁都的国家，虽然在迁都的动机与设想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内迁”。
中国有“择天下之中而王”的说法，这个“中”指的是交通的中心。在古代，国家的交通中心往往位于国土内部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显然，首都定在这里有利于上情下达，也有利于把各地资源汇集过来。所以，自古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把首都放在国境的内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不少国家的首都位于海岸线或国境线上，但是，一旦政治情况发生变化了，它们就会把首都向国境内部迁移。
但并不是说从来没发生过首都外迁的事情。比如俄罗斯18世纪初把首都从莫斯科外迁到圣彼得堡，日本19世纪中把首都从京都外迁到江户（即今东京），然而这类首都外迁的事后来再没有发生过。
近现代各国首都的内迁，是指从沿海迁向内陆，或从边境移向内地。
尼日利亚的首都内迁阿布贾，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国内各地区的联系，均衡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发展，减轻原首都拉各斯人口过度密集的压力；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与全国各行政区的距离几乎相等，交通便捷，既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运作，又便于促进和推动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所以说，首都内迁，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利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要么弥补原首都位置过于偏远的不足，要么分散原首都的人口和环境压力，从全国的范围内找一个新的重心，用来平衡各地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首都就像银河系的轴心，它迁到哪里，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就会偏向哪里，它的位置，决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布局。
因此，迁都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件纲举目张的事，目的就是以后不再迁都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国家在迁都之前都要做大量调研工作，寻找最适合建都的地点。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国家会普遍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有的国家，甚至出现过要求举行全民公决的呼声。
首都内迁的地点，大多是（或靠近）该国的地理中心，非洲的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与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就有这个特点。
而且，新首都的海拔大多比较高，从而具备了一系列天然优点：气候温和，温差小，降水适中等。如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的高原东侧，海拔1136米，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22℃，年降水量600毫米。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位于巴西高原中部，海拔1000米，气候干燥、温和，年平均气温27℃，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再如马拉维的新首都利隆圭，位于中央高原上，海拔1134米，受附近的马拉维湖的调节，几乎是四季如春。
巴基斯坦从1947年8月15日起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这个新国家独立之初就面临定都的重大抉择。当时印巴刚刚实现分治，巴基斯坦衡量自己各省的条件，多数都不利于奠都其间，比如西北边境省偏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俾路支省自然条件差，经济、文化水平低；旁遮普省虽然富裕，地理地位居中，但教派矛盾突出，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拉合尔，与印度过于接近；东巴基斯坦省与国家的主体部分隔离，联系极其不便，等于孤悬一方。总括看来，这些省份都不具备建都的应有条件。惟独信德省的卡拉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国际往来便捷，又是全国第一大城市，有自然形成的号召力。加之信德省政府明确表示，愿意联邦把首都设在本省，并且很快正式提出建都卡拉奇的建议。事实上，当时也只有信德省有能力、有条件承担建都的任务。
建都卡拉奇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1948年7月23日，巴基斯坦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正式宣布卡拉奇为宪法首都。从定都开始到1959年9月，共有6任总督或总统和7任总理在卡拉奇供职。在这里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推动了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巩固了国防，安置了数百万难民，为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巴基斯坦在卡拉奇设都，也存在许多难题：首先是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不了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1941年，卡拉奇人口仅40万左右，独立后人口猛增，1950年就已超过百万。随着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住房、就业、卫生、交通乃至食品等问题愈益严重；其次，大量生活必需的水和食品需从外地调入，既难于满足人口需要，又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压力；第三，中央政府的设置，加重了卡拉奇的负担，无形中限制了它作为进出口中心和国际海运枢纽等优势的发挥；第四，卡拉奇商业气息浓烈，整日人声鼎沸，市况嘈杂，不利于政府日常工作的进行；第五，气候炎热、疾病多发，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气候宜人的地方休假，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开支；第六，外省人与当地人龃龉不断、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也矛盾重重，在卡拉奇的归属问题上，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的争执尤其尖锐。制宪会议决定将卡拉奇从信德省划出，组建为直属中央的单独的行政区域，信德省穆斯林联盟理事会反对；经过反复协商，信德省当局作出让步，将省的首府迁至海得拉巴。但在房屋交接、难民安置、信德省议会补缺选举等问题上分歧犹在；第七，卡拉奇濒临阿拉伯海，作为首都，易于遭到攻击，安全性差。
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使得巴政府必须就首都所在，作出新的统筹安排。
1959年初，巴总统下令组织了有气象、铁路、水利、电力、农业等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的委员会，对首都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同年7月15日，正式发表了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明确认为不惟卡拉奇不宜作为首都，全国也没有其他哪一座现成的城市可改建为首都。只有另起炉灶，平地起家，从头建立一个崭新的首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建都问题。国家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立即开展新首都的选址工作。最后选在旁遮普省最北端、拉瓦尔品第附近的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
这个地区位于波特瓦尔高原西北部，地势起伏有致，在海拔503-610米之间，北有海拔1500米的马尔格拉山为屏障，西部有浅丘偎依，东南部是林木繁茂的开阔地，小溪和河流纵横交错，为城市生活和农业提供了充足水源；基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有干、雨两季，平均年降水1143毫米，附近山上还会有雪，气温远较卡拉奇适宜；自然资源丰富，有建筑用的大理石矿，土地肥沃，粮食和蔬菜供应充足；公路和航运设施齐备，土地征用费用低廉。
1959年9月，制订新都建设规划的联邦首都委员会成立，包括了地形、地质、气候、供水、通讯、电力、卫生、人口等16个部门，各对有关项目进行具体的分析，仅“地区历史报告书”就长达300多页，从石器时代一直写到巴基斯坦独立，足见工作进行的细致和深入。
1960年5月24日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其中特别指出：“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6月22日，总统下令成立首都发展局，具体负责新都的建设。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新都取名为“伊斯兰堡”。
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护其国民不受外国的侵犯，因此，古代统治者除在首都集中大量的军队外，往往会选择有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的地理区位作为首都。但在现当代国际环境下，国家已经不那样担心外敌的军事侵入，所以凡是首都内迁，考虑较多的是政治、经济乃至人口层面的问题，力求通过这种大动作，收到施政更加灵活、经济均衡发展、人口分布趋于均匀等多重效果。但在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似乎仍然包含军事上的某种筹划乃至国家安全的考虑。尽管目前有人认为，在现当代日益先进的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真正致命打击，往往是“垂直地”突然而降，并非是“水平地”缓缓推进，所以地上的平面“纵深”不拘大到多少公里，都没有什么实际保障意义，但有关“内地安全”的传统构思，对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仿佛仍起一定的作用——至少在心理上蕴含着某种“安定”和“缓解”的潜在功能。
给首都搬家是个系统工程
迁都是件大事，有“牵一发动千钧”的效果。不仅迁都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将随着新都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其他国家也将依照新都的情况而改变与这个国家的联络方式，比如驻该国的使馆要迁到新都啦，随着该国政治经济和人口分布的改变，对该国的经济政策也要变化啦等等。因此，迁都实际上牵扯到许多人的现实利益，是个系统工程，由于众口难调，实施起来就格外困难。
坦桑尼亚关于迁都多多马的打算，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坦桑尼亚独立建国之初，就已经有所酝酿了，只因费用过高，当时国力薄弱，无法承担，所以只能纸上谈兵，搁置了十多年，才得以正式提上日程。1973年9月，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现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的前身）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把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内迁多多马的决议，并且计划10年内搬迁完成，当时估计需花费2.28亿英镑。为了保证迁都工作的顺利完成，中央政府还特别增设了主管迁都工作的首都发展部。
多多马原是多多马行政区的首府，坦桑尼亚迁都于此，主要出于战略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考虑。它位于坦桑尼亚的中部，几乎是全国的地理中心。但是它的自然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干旱缺水，而且有的地方土地疏松易陷。“多多马”一名，来自当地的主要居民戈戈（Gogo）族语言，意思就是“下陷”。但多多马的农牧业发展良好，尤其交通发达，是东西向铁路和南北公路交通的枢纽。把首都设在这里，既有利于国防，也便于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施政，还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30多年过去了，虽然多多马的人口在2005年时已达到了40万，但迁都的进程却大大落后于计划，新都的营建，远没有全部完成。
到上世纪80年代末，已搬迁到多多马的党政机关不足计划搬迁单位的20%，已搬迁的政府工作人员占全体计划搬迁人员的百分比更低，仅10%。这之后的20多年间，迁都的速度也并没有加快，不免给人举步维艰的感觉。虽然总统府已经矗立在新都了，总统本人却仍在达累斯萨拉姆处理国务。即使到2006年，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基本上仍在达累斯萨拉姆运转，各国使馆全没搬家，中国的大使也仍然原地驻节。以至于不明就里的人，仍旧认为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的首都，甚至一般出版物（包括地图集）也照旧把达累斯萨拉姆当作坦桑尼亚的首都来介绍。更何况多多马固然在“日益成长”，但达累斯萨拉姆“成长”得更快：2005年时人口已经达到400万。
迁都迟速与否，也能反映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特点。比如韩国和缅甸，两国近期都发生了迁都事件，但他们一个是吵吵嚷嚷，久拖未决；一个是不动声色，闪电搬迁。韩国的政治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为样本，其根本特点就是互相“扯皮”，优点是“多数说了算”，谁也别独断专行，缺点是拖拖拉拉。缅甸自1988年以来由军人掌权，政治生活具有“军人说了算”的特点，一切无须跟谁商量，办起事来当然“干净利落”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执政当局就几次萌生过迁都的念头，后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沉寂了下来。不料2002年，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在竞选中旧话重提，保证一旦当选，将把行政首都迁到南方。彼时人们对这种表态并不认真对待，以为不过是吸引韩国中南部地区选民投票的“竞选语言”。没想到他上台后果然把推进“行政首都迁移”作为新政府的工作核心。在他的大力运作下，2003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200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新都地址的确定郑重其事。先由专门成立的韩国新行政首都推进委员会在国内进行排查，2004年6月15日将初步圈选的4个新行政首都候选地公布于众；再经80名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全面评估，举行了5次全国巡回听证会，最后才以得分最高（88.96分）的忠清南道的燕岐—公州为将来的新都所在地。
韩国新任总统在迁都大业上雄心勃勃，他的政府也及时、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新址初步确定后，政府随即提出一系列设想和规划：准备2007年底开工建设，2012年起从首尔（当时称“汉城”）分批迁移总统府和中央各行政机关；2030年新都建设全部完工；计划建设用地83平方公里，其中绿地占新都总面积的48%；容纳人口50万等等。前后所需时间是24年，所需经费接近400亿美元，其中政府负担1/4，其余3/4由民间筹集。这些数字表明韩国迁都规划的恢宏与远大。
但这事一启动就遭到了韩国各方的质疑和强烈抵制。部分在野党议员认为，迁都是新任总统捞取选票的“政治秀”和谋求长期执政的策略。韩国最大的在野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阻止迁都，数十名国会议员为反对迁都而征求签名。首尔的反应尤为强烈。首尔市和京畿道等方面声称誓死反对, 还采取一连串的行动：不断掀起示威浪潮，市议会通过一项反对迁都的决议，打算提请宪法法院裁定国会通过的《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是否违宪，同时发起大规模签名运动，要求政府就迁都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等。已有调查表明，韩国将近68%的人认为迁都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大计，赞成通过公投以决定取舍。
公民投票迄今为止还没有举行，但反对“迁都”的政治团体和部分国会反对党议员却采取了行动，于2004年7月12日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这年10月21日开庭，由首席法官宣读判决书，9名法官中有8名法官认为，迁都是关系国家命运和发展的大事，国会2003年12月通过的《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没有经过全民投票公决，因而违犯了宪法。宣判公布后，韩国陷入一片混乱。不少执政党国会议员认为，宪法法院的判决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出于政治判断，难以成立；总统府对此判决感到“震惊”，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则对此判决拍手称快，认为是法制的胜利；站在反“迁都”第一线的首尔市市议会对判决尤其赞不绝口。
判决后，围绕“迁都”是否违宪的争论将在法律层面画上句号，如何应对成为现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已经发生的事态看，韩国政府似乎不为所动，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将在听取国民意见的同时，通过法律专家对宪法法院的判决进行重审，然后再拿出对策”，申明“不论宪法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政府的政策不会改变”。有关专家也认为，宪法法院虽然作出了判决，但不等于“迁都”就彻底失败。扭转这一局面有两条出路：一是政府延请法律专家对宪法法院的判决进行重审，如果证据充分，可驳倒宪法法院的结论；二是就迁都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如果获胜，“迁都”可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行。
韩国的迁都虽然一波三折，但是政府好像并没有放弃，而是放慢脚步，寻觅适当的对策，以便迁都计划得以实施和贯彻。
关于缅甸的迁都，社会上虽然早有传闻，但谁也说不准确。所以缅甸政府突然于2005年11月7日正式向外界宣布迁都，使很多人感到“意外”，不仅普通老百姓，即便政府很多公务员甚至政府高官，都不清楚事情的背景。随后，缅甸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缅政府将行政首都内迁，各国驻缅使团也不知就里。其实，缅甸政府酝酿迁移行政首都由来已久。据媒体报道，3年前已着手准备，现在不过是付诸实行而已。
缅甸的新首都已由缅甸政府先期确定了，它就是国境中部的彬马那（现称“内比都”）。彬马那位于原首都仰光以北390公里的一个小盆地中，行政上属曼德勒省。此前这里是个鲜为外界所知的小城。锡当河从市东流过，周围有丛林满布的山丘环绕，向南是比较宽敞的平川地。这里是缅甸少有的铁路枢纽之一。
缅甸政府公布迁都命令后，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10个中央政府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据媒体报道，一夜之间，近千辆军车驶入首都仰光，每个准备搬迁的部门前，均有数十辆军车排成一字长龙待命。工作人员不断将办公家具、设备、文件搬上车，人们都默不作声地忙碌着。迁都令要求分三阶段完成搬迁，除个别中央单位（如畜牧水产部），其他所有政府部门，必须于2005年12月中旬以前全都迁往彬马那。
缅甸的新都不但已经选定，而且还分期进行了扩建，每期投入的经费达数千亿缅元（据目前市场汇率，每1300缅元兑换1美元），现已完成三期工程，包括领导人办公和住宿设施、政府各部办公楼及住宅楼、巨大的地下及山中掩体、飞机场、火车站、医院等，甚至还有高尔夫球场。环城公路与主要公路相连接，与仰光的车程仅7个小时，铁路每天有列车往返。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完毕，可与世界各地通话。据说缅甸航空公司也已准备开通往返于彬马那和仰光之间的航班。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各大私营公司承担，政府投入与实际的建设投入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彬马那的具体建设规模尚无法估计，根据实地施工人员的透露，工程建设规模容纳缅甸政府数量有限的公务员绰绰有余。
缅甸闪电式迁都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罕见的，这与吵吵嚷嚷、悬而未决的韩国式迁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迁都的原因，两国也有不同。
韩国的迁都是为了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难题。首先是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以首尔为中心、包括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面积不足国土的12%，却几乎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经济力量。首尔市本身的情况更严重：面积（600平方公里）仅占全国的0.6%；人口（现已接近千万，60年来增加了10倍）却占全国人口的21%！给现首都的人口压力“松绑”已经迫在眉睫。其次是为了均衡地区发展——首都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既影响了韩国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又加剧了地区间的矛盾冲突。首尔远离欠发达地区，而新首都地处韩国中部，相比而言更便于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实现国家的整体繁荣。至于随着美国调整驻韩美军的部署，汉江以北的美军，将撤往韩国中部，为了安全，把国家的首都相应作地理上的南移，也未尝不是韩国迁都筹划的背景之一。缅甸的迁都，舆论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国防方面的考虑是首要因素......
转自中国国家地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