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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问题的由来------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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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hzss8475
-- 发布时间：2005-4-6 16:22:13
-- 缅甸问题的由来------2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所涉及。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由于缅甸人的“小国寡民”的心态，中国仿佛是一尊庞然大物在他们的身边。担心仍不时泛起。缅甸人中很流行这样一段话：“中国是大象，而缅甸是小绵羊。大象发怒的时侯，可能随时踏死小绵羊。”
当代中国，也着实走过了许许多多叫人没齿难忘的经历。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令中国人感到无比痛心的一断往事。在此，笔者所要描述的，不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形，而是发生在缅甸首都仰光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令人发指。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
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
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四、缅共总书记遇刺后缅北人民军迅猛崛起
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
从中国境内出发的彭家声部，进入果敢地区后，势如破竹，很快打了几个小的胜仗。消灭了果敢邦永一地的一个排的缅军。不久，又将政府军第39营的一个连歼灭。一时间，缅共人民军彭家声部的名声大震，许多果敢人纷纷投入到缅共人民战争的洪流之中。
由于罗星汉自卫队与缅政府军的积极配合，彭家声部与缅军在萨尔温江东岸地区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1969年，中国云南滇西边境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甸共产党的任务。不久，由中国军事人员组成的援助缅共的“顾问组”成立。相关的后勤供给与保障也在秘密的展开。当时中国除了在支援越南共产党“援越抗美”外，还在支持“寮国爱国战线”的革命斗争。对于这两个印支国家，中国出动了高射炮兵和地面工程兵。既援助修路，又与美国飞机展开了一场恶战。
缅甸的情况有所不同。1949年后两国一直是友好国家，缅甸当时已经没有外国势力的介入。支援缅甸共产党就需要有一个“政策尺度”的把握。周恩来总理最后决定了“顾问组”的称谓。充分运用了中国文字的精确性，淡化了授人以柄的“军事介入”的政治色彩。
正当彭家声部与缅军对峙不下的时侯，德钦丹东领导的勃固根据地的小股武装，已经积极向缅中边境一带发展。但迫使缅军退回萨尔温江以西的直接原因，是缅共“老兵”们的出击。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此时，他已经回到了缅北地区的指挥所内。一次偶然的机会，德钦巴登顶升任缅甸共产党主席。
1970年初，活动在勃固的缅共“白旗派”人马，在与缅北对接不上的情形下，与吴奈温将军有一次和谈。奈温亲自派飞机将“总书记”德钦丹东接到仰光，双方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德钦丹东被飞机送回后不久，已经被缅甸情报部门策反成功的德钦丹东的警卫员苗敏，将“总书记”刺死，并携枪逃跑。德钦丹东死后，德钦巴登顶正式升任党的“主席”。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领导人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
这是中南半岛上共产党组织最高领导人，首次遇刺身亡。这次行动的成功，缅甸军事侦探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62年以来，奈温将军的情报工作较之吴努时期，有了一个更大的飞跃。某种意义上讲，情报系统成为缅甸执政者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当时缅甸的情报系统分为军队和警察两大块。但是，真正起实际作用的是军事情报系统。
勃固山区是缅甸南部地区的一个咽喉地带。它东邻克伦邦、东北接克耶邦，南部与仰光相邻。由于濒临大海，山区中气候异常，一年四季，冬夏分明。当时“白旗派”的领导人德钦丹东将根据地选在这里，很显然是一个战略的错误。
德钦丹东工作上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深夜用完宵夜之后，大致睡上三至四个小时就已经足够。同时，他养成了“晨解”的习惯，到时必起。
德钦丹东平时有一个警卫班担任保卫，打仗时，一般是由警卫队长带领至少一个排的人马，随时伴随左右。保卫工作自从昂山将军遇刺后，缅共中央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尤其是在与缅甸政府对抗的特殊历史时期。
德钦丹东的警卫班长苗敏是正宗的缅族，已经跟随德钦丹东十几年的时间。由于苗敏对于“总书记”的生活习性已多有了解，他被任命为警卫班的“班长”。虽然，苗敏位居“班长”但连中央的领导也要对他“客气”，他的位置十分重要。此人平时也还老实，工作勤快，吃苦耐劳，深得“总书记”睛睐。
奈温派飞机接德钦丹东赴仰光谈判时，苗敏一同前往，照顾“总书记”的起居饮食。不想，这一次，他被政府的有关人士“盯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金钱的诱惑下，苗敏终于答应了合作的条件。
随身警卫的“变化”，德钦丹东一点也未察觉，同机返回了根据地。
冬天勃固山的晓雾迷茫。大概是此次谈判失败所致，德钦丹东在1971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走出自已的起居室。他今天突然改变了“晨解”的习惯，要到附近的山路上走走。
德钦丹东想一个人独行，苗敏坚持将其它警卫留下而自已一同“散步”。心事沉重的“总书记”根本没有理会这种被苗敏有企图的蓄意安排，由苗敏跟随，身披军大衣向密林深处走去。
不觉得，已经走出了游击队的营地，德钦丹东还在向前走着。是乎，前方是他的归宿。
已经到了密林深处，德钦丹东浑然不觉，继续想着心事。脚下仍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这时，东方已经发白，新一天的曙光在即。德钦丹东在一个土包上停下的脚。欣赏远处冉冉的一轮红日。身后，苗敏见时机成熟，掏出随身的双枪，从背后向德钦丹东一阵猛射。
瞬间，德钦丹东倒在了血泊里。苗敏摘下了德钦丹东腕上的手表，携枪向远方潜去。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
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近代的缅甸，两位优秀的领导人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下，造成了无法弥补与估量的损失。不过，在缅甸的人民的心目中，大概更多地是记得年青的昂山将军。
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确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后，缅共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
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缅共北方分局一度在这里滞留。不久，组建东北军区，司令林天，后是赵明，副司令彭家声，彭家富为东北军区2旅旅长。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活动于贵概、棒赛、景北、勐固、果敢、北佤等地。
1971年11月，东北军区与果敢、棒赛、北佤等县的县大队共计3000余兵力，进攻重镇滚弄。与缅甸政府军恶战42天，消耗了政府军大量的人力财力，显示了人民军的强大威力。
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德钦巴登顶、杨光、林天、余建、德钦培丁等人纷纷进入邦桑。同时，在中央所在地，开设了对外广播。与此同时，缅共人民军“八一五”军区成立，林明贤任司令，其辖区在中央附近的根据地。林明贤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彭家声的女婿，海南人，当时仅30岁出头。
至此，缅甸掸邦萨尔温江上游流域的广大地区，均在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人民军手中。当时大致的分界线是景栋，其北部，由缅共控制；以南地区，分别控制在政府军、罗星汉武装、坤沙武装、莫亨武装、佤族麻哈散武装的手中。
1968年缅共首先攻占的果敢地区，1972年时，已经完全成为了“解放区”根据地。果敢县的建制成为了70年代缅共统治区的一个缩影。我们重点用一些描述。
果敢当时行政上分4级领导，县、区、乡、村。设置了县长、区长、乡长和村长。1968至1972年，彭家声兼任县长。县里有行政机构三大块，政治、政法、财政。政治部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政法部负责司法之责，在实施法律行为上，可以判处死刑及终身监禁；财政部是税收机关，设有税务处。武装力量上，有一个500余人的县大队，维护本地安全。
除此而外，还有党委系统。1973年，缅族干部余建出任果敢县委书记。1975年，余建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后，四川人黄文兰任县委书记。这个嫁给了缅族人为妻的女子，一直至缅共于1989年瓦解，她都是果敢县委书记。在果敢地区，她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她的丈夫缅族人苏莫，在1972年的勃固反围剿中牺牲。果敢县中，杨茂良曾任副县长，杨茂安任财政部长。
在缅共统治的贵概县、棒赛县、北佤县、勐固等县，大体与果敢县的建制一样。目前，在佤邦联合党任总书记的赵尼来，就是缅共后补中央委员、北佤县县长。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又组建了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
东北军区主要负责缅甸腊戍以北的“解放区”，有二个正规旅，兵力总数在5000人左右。司令员赵明，副司令员彭家声，参谋长余建，财政部长刘国玺，内务处长杨茂安。1旅长魏超仁，2旅长彭家富，副参谋长蒋志明；
中部军区根据地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一带，主要辖区是邦桑以南的区域。中部军区司令是李自如，副司令是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下辖5旅、12旅等武装，兵力在4000人左右。中部军区以佤族为主，是当时缅共中一支较为能吃苦能作战的部队。
八一五军区，当时的辖区一直沿湄公河至缅老边境。缅甸景栋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是他们的根据地。八一五下辖768旅和683旅，768旅的旅长是宰弄板。司令员林明贤。
101军区辖区在“史迪威公路”的北线靠近中国的一段，属于克钦邦。部队成员以克钦族为主，司令员丁英，克钦族。这个军区一度是缅共人民军在克钦独立军辖区内的唯一的根据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另外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驻有中央警卫旅，旅政委是罗常保。
用简洁的笔墨描绘一下原缅共部队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目前缅甸北部四支独立的割据武装力量，是非常有帮助的。随着我们叙述的深入，你就会发现，以上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的“老三届”们，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乡镇、山寨“扎下了根”。尽管，很快他们发现自已仿佛被人愚弄了，从一个红色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许多人当时都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悲剧。但是，近30年后的今天，再来回味这段历史，应该说，一种现代的文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云南边远山区还处于原始自然经济状态的地区。这股清新的空气，对于目前云南边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性作用。
这种作用当时并没有人看到。“知识青年”生活中所具有了，更多得是苦闷、寂寞、悲观和彷徨。
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在七十年代的云南边疆，兵团战士与后来“农场工人”的户口，是最低一级。这种户口还不如农村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还有“农转非”的可能，然而，兵团与“农场”户口，意为着一辈子在这里“扎根”，没有一点希望。
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数百名抱着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的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用历史客观的态度看问题，在整个70年代，缅甸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就是缅甸共产党与人民军。至1975年与缅政府军处于对峙胶着状态时，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的正义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应该客观地承认，在整个70年代，对于缅甸共产党的援助，是中国对中南半岛其它国家“共产主义事业”支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革”极“左”路线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