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了的碧江县 尘封于1986
下午5点，知子罗小学放学了，当年部队司令部遗留下来的这幢木楼威严而落寞，实验室的仪器布满了灰尘，挂着团支部木牌的屋子空无一物，走廊尽头的教室被风雨侵入，教师也不见踪影，任凭卧室的门敞开着。四周如此死寂，只有我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荡。
当我踏上楼梯去往三楼，脚下的木板突然发出沙沙的响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第一反应是楼梯要塌了。这时，一条大黄狗突然从楼梯拐角处跑下来，原来是它制造的动静，当时却把我吓得大叫一声；狗也被吓着了，嗷的一声转身就跑。
我们都是这个大楼的闯入者，这里自有它的生命，可是死一般的寂静欺骗了我们。英国科学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生命》预测，如果人类突然消失，动物将很快占据城市，像人类当年一样四处走动。现在，这个虚拟画面似乎重现在知子罗。
雨雾中，这里看不出800多人聚居的生活痕迹，即使天晴，街上也人烟稀少，最热闹的依次是，周日的基督教堂里，周四的街子(赶集)天，以及每天中下午20多个孩子放学回家时。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外出打工、走亲戚、做小生意，还是去了包谷地里，去后山打猎、采药，或者就都在家围着那永不熄灭的火盆？我在知子罗3天到处闲逛，却始终解不开这个谜。相反，狗在街头打闹、交媾、大喇喇睡懒觉，鸡在院子里捉虫、打鸣，猪在栏里哼哼进食，似乎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工人俱乐部的五个水泥大字还在，拼音上的黄色油漆尚未完全剥落，犹听见会议室里工人代表“团结就是力量”的铿锵发言，今日走廊已被砌墙隔开，墙角晒着包谷和红辣椒，唯独不见房主们的身影。
部队司令部前灯光球场的4杆灯再也没有亮过，旗杆光秃秃的再无红旗招展。“文革”中建起的舞台两侧，闪着光芒的毛主席头像和“忠”字清晰可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和“打倒某某某！”的怒吼相继传来，可是矗立山头向远方挥手的巨大毛主席塑像已在一夜消失。原址建起八角楼，也叫望江亭，昭示面对新时代的胸襟，可如今空空荡荡，空心铁栏杆被村民拆去做猎枪，窗玻璃被淘气的孩子打碎。后来修好了，收门票10元一张。再后来，也没人收了，可径直登顶抒怀。
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尚在，都是两层高，青砖灰瓦木地板，里面住着傈僳族人，但我只在政府楼找到一个烤火的老人。他戴着绿军帽，穿军裤、解放鞋，是个孤儿，60岁还是单身。他领着我参观，墙面都被烟火熏黑，二楼有个房间的门框被卸下，里面没住人，只有漏雨打湿的地板。这里已看不出是当年的政权所在，倒像是西方电影里的贫民窟，阴森骇人。
知子罗，怒江流域曾经的中心，它现在只是一个拆去一半的废弃县城，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下面的村委会，一个在地图上不一定标示的小点，悬在怒江上空1000米，对着高黎贡山，在迷雾里若隐若现。撤县24年，这里很少起新房，人口也只增加了一两百人，东往的驿道被野草遮盖，西向怒江的唯一弹石路去年才铺上柏油。
经历过大拆迁和城市化扩张的都市人，能在这里找到逝去的童(少)年记忆。知子罗，就是中国都市图变之前的最后模板，是比贾樟柯电影更早的小县城情态。正如当地想把它打造成“记忆之城”所期望的那样，外地游客和一些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人，常不辞辛苦前来追思怀旧。
与知子罗尘封在1986年不同的是，六库已不是1973年州府搬去时的那个农业小镇，而是高楼林立，车流拥堵。李忠雄的表姐去了那里杀猪，表妹做点小生意，生活远比他好，几个儿子都考进了大学，有个还在北京读博士后，据说是研究导弹。福贡县城也跟内地高速扩张的县城一样日新月异，宾馆里从不愁客源。 当年，知子罗村民在得知撤县时，已能预知到这种对比。退休教师李正清说，那时大家觉得不公，让几个老师带着签名信去北京反映群众呼声，但无济于事。搬进县城时，大家都觉得“空虚”，“以前一根柴火、一把白菜都是钱哪，现在卖给谁呢？要赶集必须去匹河乡，还不一定能把车费赚回来。”
省长当年“迟早会滑”的定论还未变成事实，仅在2005年“3·5”雪灾中村庄南北滑坡体出现地陷。人们没有惊恐，反而在地陷附近建起了教堂，我跑去看，刚参加完礼拜的人们鱼贯而出，带着谦卑而满足的笑意。
现在的知子罗，没有班车，没有邮局、电信公司、银行，警务室是“做样子”的，回乡定居的退休老人必须去山下的乡信用社，才能领取退休金。拥有百多名学生的小学，现在只有20多人，很快就要撤销了。现任村支书施一米说，这里是一个被忽略的死角，争取通公路去兰坪的报告提了好几次都无下文，上级资金很少下来，反而是他们曾经帮助过的老姆登村，因为是怒族文化村得到扶持，开起了五六家农家乐。
我记得刚抵知子罗的那个雾天的下午，同事开车把我送到村里唯一一家小旅馆前，然后就急着离开了。旅馆门锁着，老板和老板娘都去了教堂，他们瘫痪在家的母亲隔着窗户，用浑浊的眼神看着我。雾气弥漫开来，街道和房屋影影绰绰，找不到能帮我的人。那时我已初步体会到，被遗弃在冷山上的人们是何种感受。
废城主人
废城，这是外界对知子罗常用的称呼。
人们看到一群农民住进了威严的政权大楼，牛和猪在曾经晾晒着雪白床单、盆里养着鲜花的家属楼里栖身，觉得这是一种巨大反差，为知子罗作为一座县城的曾经荣光和现在的沦陷而遗憾。他们懒得去了解和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主人，甚至还不知道这里已是一个村委会建制，还以为农民们趁着撤县的混乱，吹着得意的口哨纷纷抢占大楼。
对知子罗的新主人来说，他们只是住进了远比木楞房更宽敞、结实的楼房，过的却还是木楞房里的传统生活方式。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喝酒的杯子永远是脏兮兮的，县府院子里被竹篾搭建的火房、菜园、杂物间和泥泞的小路占据，住在武装部的妇女冒雨在屋外的自来水下洗碗。几个男子喝醉了酒，在屋子里伴着卡带的歌曲大吼：“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推门进去，没有灯，他们从火塘边热情迎上来，没聊几句，其中一人伸出手说：“兄弟，给我2块钱买酒喝！”
村支书施一米说，除了房子稍好些，村民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叫他们不要在楼里养猪养牛，他们也不听”。24年里，因为再没有领工资的清洁工，下水道淤泥日渐累积，最后把涵洞堵塞；街上的垃圾只好由村党支部发动党员，每月打扫两次，堆积在后山，却没有钱运走。直到一个月前，村里从上面申请到一笔茶水费，把垃圾装了满满300多车，全部清理下山。
一个曾经由国家掌控一切的城市，突然交给一群还在打猎和传统耕种，大集体已经消亡、现代自治意识又未树立的农民，结果就是知子罗的现状。它其实一点都不滑稽，滑稽的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对立：城市远比乡村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如果失去城市荫庇，乡村将陷入困境，失去尊严。
实际上，知子罗是匹河怒族乡9个怒族村里经济较好的一个，由于曾经依傍县城，这里的村民多会说汉话，思想相对活跃，出外打工的多，是其他交通不便的山村羡慕的对象。废弃的县城建筑，既映衬出人们的失落，也观照出城市文明隐约的影响。
24年前，政府为了改善高山上民族的生活条件，特意把大岩房、达罗两个自然村的31户傈僳族搬进县城，与170户怒族住在一起。他们历史上同为一个族源，也能互说对方的语言，但傈僳族刚来时，怒族还是有些敌意，认为对方瓜分了自己的田地，一些老人也劝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对方谈恋爱。但年轻人不理会这些，有两家异族通婚了，等于一大片都是亲戚。随着通婚增多，全村人都成了亲戚，再不分你我。怒族人去世，傈僳族会去主动帮忙，用精良的手艺做棺材、盖坟墓，也得到了怒族人的尊敬。
七八年后，留在达罗观望的最后15户傈僳族也全部下迁。现在，他们的习俗和汉人差不多，以前还会过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阔时节，后来和怒族一样，过汉人的春节了。
怒族占全村人口的70%，傈僳族是20%，白族和普米族分别是5%，因此在每届村委会班子里，干部多为怒族，这让傈僳族有些不满。另外不满的是，由于他们是外来者，只能在原机关、学校留下的地里种粮食，或者把南北滑坡体上的建筑废墟清理干净，改造成耕地。即使这样，他们每户只有几分耕地，很多人要租种怒族人的土地。
他们的土地还在原来的村庄，但路途遥远，很多已经荒废，房屋久无人住，多已朽塌，成为真正的“废城”。大岩房，知子罗以东约5公里，连接怒江和澜沧江的其中一条茶马古道，就从这里的岩洞经过，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岩洞里的火与茶马古道的历史一样久，数百年不灭，火塘的灰烬深近2米，路人不需携带火种，把火灰扒开即能引火。现在，村里只生活着几位老人，在此种包谷，放羊，养蜂，冬天才下山与孩子们住在一起。
达罗村在更远处的山梁上，从知子罗来回要7小时，现仅有一名老人，孤独守着他的核桃树。正如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生命》所断言，“在20年之内，狼和熊将成为地球上最‘适者生存’的种类之一。”达罗也成了狼、熊和猴子的天下，不但粮食无法收成，连山羊和猪都养不成，老人的口粮全靠儿子骑马送上去。森林已经包围和入侵了这座曾经的山村。
这些故事，是习惯了以城市主导为中心的人们所看不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把知子罗当成废城，而忽视了城里新主人的喜怒哀乐。我在知子罗住的3天，总是云雾缭绕，辨不清它的真面目。从怒江公路上仰视，这里简直是仙境，让人颇生向往，就像在知子罗看着对面高黎贡山上同样被云雾缭绕的村庄一样，惊叹怎么会有这么美丽却难以到达的地方。实际上，到达不是难事，难的是摒弃偏见，走进云雾的最深处。
[ 此帖被行走天下在2011-08-15 17:4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