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最美好的年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那是个睿智的岁月，那是个蒙昧的岁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心四起的时期；那是希望的阳春，那是绝望的穷冬……”——《双城记》
上帝的名城
一直以来，巴西人相信，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然后在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里约，这座夹在“两山一滩”之间的城市，虽偏处一隅，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巴西的国家中心。
“Rio de Janeiro !”感谢佩德罗·阿尔瓦雷斯· 卡布拉尔——这位葡萄牙的航海家在1502 年1 月20 日航行到瓜纳巴拉湾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奋力高呼“一月的河口”，里约热内卢由此得名。
在大航海时代，里约热内卢一直是欧洲人进行海外贸易的优良港口。当麦哲伦的船队小心翼翼地来到此地补给时，发现法国的商船早已把这里当作走私木材的大本营了。早在1555年，法国海军军官尼古拉· 迪朗· 德维盖尼翁带领载有600 人的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入瓜纳巴拉湾，在巴西建起了第一个欧洲人的永久居住地。与后来在北美建起的魁北克城一样，这个当时被称为“France Antarctique”的城市，主要由在法国国内遭受迫害的雨格诺派徒与瑞士加尔文教徒组成。
1565 年3 月1 日，腥风肆起，葡萄牙人为了争夺里约热内卢，同法国人殊死拼杀。两年后，葡军胜出，成功占领此城。在随后的三百多年里，巴西境内丰富的黄金和钻石资源让里约一跃成为南美最繁忙的港口，满载财宝的帆船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航向欧洲及世界各地。里约热内卢的城市地位日益凸显，最终葡萄牙于1763 年将殖民地的行政权力中心移到此处。当拿破仑大军在欧洲大陆东征西战时，葡萄牙王室甚至一度将首都迁移到这里，里约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在欧洲以外地区设立的首都。
正是基于种种区位和传统的考量，佩德罗一世在1822 年宣布巴西独立时，也顺理成章地将里约热内卢定为国都。
首都的重担
20 世纪20 年代到50 年代，里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在这片面积不到巴西总面积1%的区域内，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都高度集中在此。经济的腾飞让里约的魅力日显，好莱坞的影星和全世界的名流们纷纷来此，赌场、舞厅和夜店内灯火霓裳、夜夜笙歌。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来里约，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将让他来里约，因为这里是地狱。”一片轻歌曼舞，却难成里约热内卢的“遮羞布”。如同全世界所有的大都市一样，里约也换上了严重的“城市病”。“法维拉”（favela，即葡萄牙语“贫民窟”）渐渐地在里约的海滩上肆意蔓延，正如巴西著名社会学家吉尔贝托· 弗莱雷在《华屋与茅棚》和《富人与陋室》中的论述，经济上的分化，已造成了巴西社会的对立。1960 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两个巴西”的言论持续走热——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一个是灯红酒绿、四通八达、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里约，一个是茅檐低小、道路泥泞、缺衣少食、破败不堪的里约——贫穷、暴力和毒品交易事件在后者频发。
环境问题，也如溃烂的痈疽一般，在里约的海湾持续扩散。1950 年代，里约人口数量已达250 万；30 年后，里约的人口猛增至1350 万。庞大的人口数字让瓜纳巴拉湾的生态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给住房、就业、医疗、交通等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里约热内卢，这个六旬的老翁，早已不似昔日的壮汉，无法肩负首都的重担和压力。
1956 年巴西大选，颇负声望的社民党总书记儒塞利诺· 库比契克获胜。新总统上任伊始，就宣誓自己“五年要办五十年的事”。为此，政府加大了全国各地区的开发和规划组织的力度，里约的城市规模被严格控制。但雄心勃勃的库比契克总统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动一个大手笔——迁都！
巴西的奇迹
除了宋高宗赵构外，没有任何人会乐于偏安东南。将首都放置在大西洋的海岸线上，早已让巴西人惶恐不已，为此，巴西人将迁都的决心写进了宪法。但是，往哪里迁，却一度让巴西人彷徨无措。
好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巴西人将目光从海洋收回、转向内陆时，广阔的中西部草原和亚马孙平原成了他们眼中的娇子。这里物产丰富、地势开阔，可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雨量不均，自然环境造成了中部地区的先天落后，历史上又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开发，与东南的繁盛形成了强烈反差。首都理应迁此，库比契克的想法很长远——迁都后，巴西以新首都为基础，可以探索出一条在稀疏草原上发展科技的新道路，进而改变国内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新首都营建工程就此拉开，为了确保新首都日后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政府要求城址的选择必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靠科学的方法确定；气候、水源、地形、土质、能源、交通、风景资源等等都要成为考量的因素。于是，科技工作们忙碌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巴西广大的内陆地区，空中摄影、实地考察、测定数据、比照条件，最终的五个地点脱颖而出。多学科专家组就此展开大规模的论证，选定了戈亚斯州高原的巴西利亚作为新首都地址。
面对这块崭新的“风水宝地”，设计师西奥· 科斯塔挥毫泼墨，用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思维，为巴西利亚设计出“飞鸟”形的城市规划方案。从高空俯视，整个巴西利亚的形态由垂直交叉的两条轴线组成，如同一只展翅朝向西南的大鸟。
巴西利亚主轴线长6 公里，宽350米，主要做行政用途；商业区与住宅区以教堂和学校为中心分布在四个扇形区里，沿着20 公里长的横轴线，也就是鸟翼拓展。两条轴线的交叉点宽度是其他地方的两倍以确保高效的交通管理；在“鸟首”处，是由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驻地组成的三权广场，也是巴西总统府、联邦最高法院和议会所在地；后部是运动区、文化区及汽车站和仪器加工、汽车修配等工业区。科斯塔的隐喻很明显，他希望巴西利亚像自由的鸟儿一样，展翅高飞。果不其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巴西奇迹”。
另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在巴西利亚践行他的“自由形式的现代主义”风格，为这座城市设计出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议会大厦和参众两院办公楼——形象地说，像“一双筷子和两个对扣着的碗”——议会大厦由两座240 米高、并排而立的大楼组成，中间有通道相连；至于“碗口朝上”的联邦众议院办公楼，有人说是象征“民主”，倒扣其上的参议院，象征“集中”。尼迈耶的另一代表作是巴西利亚大教堂，教堂使用16 根抛物线形状的混凝土支柱来承重，仿佛印第安酋长冠上成束的羽毛，视觉冲击力直指人心。
经过三年零七个月的工期，1960年4 月21 日，在一片红土荒原上，拥有八座卫星城、占地5800多平方公里、人口120 万的新首都巴西利亚拔地而起——这是巴西人，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城市。20 多年后，这座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以及被包含其中的构思新颖的建筑和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橄榄枝，成为最年轻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数十年来，因为巴西利亚，巴西国内巨大的区域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这座漂亮的城市贯通南北，并把繁荣带到了中西部，仅巴西利亚至贝伦的公路开通以后，沿线人口数即由10 万猛增至200 万。巴西政府从1940 年就倡导的“西进”运动，直到巴西利亚兴起后才真正发生效应。
原首都里约热内卢并没有成为一蹶不振的“明日黄花”，相反，她的“文化之都”的功能和形象反而得以加强。如今，作为巴西的三大中心城市，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分别承担起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职能，各司其职、各具特色。
乌托邦的噩梦
巴西人最终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20世纪最大的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巴西利亚的营建屡屡被人指责。在新首都的建造过程中，媒体铺天盖地的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反对党也批评这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至于建造新首都到底花了多少钱，巴西政府从未公布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1956 年开工，到1960 年落成，在42 个月的建造过程中，巴西的货币贬值了三倍！
1960 年新首都刚刚落成时，连很多政府部门都对这片“不毛之地”充满抵触，他们怀念散布在里约热内卢街道上的杂货店和咖啡馆，路边摊上的甜美椰子，海滩上的足球男孩和桑巴舞女，南大西洋的阳光和海风，以及在这过程中的日常交往仪式；而在巴西利亚，这些全是奢望。
城市规划方案也并非完美无缺——“一个乌托邦式的噩梦”——澳大利亚的著名建筑评论家罗伯特· 休斯毫不掩饰他对巴西利亚的憎恶。在这个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中，清晰整洁、简单有序的功能分区，让巴西利亚数百个格局完全一致的“超级小区”，如同托马斯· 莫尔在《乌托邦》里面虚构的54 个与世隔绝的城镇，那是一个没有差异、没有贫富、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然而，斯科特试图通过改变城市空间来改变社会结构的伟大理想并没有实现，贫富分化问题在现实中的“乌托邦”依然存在，甚至在巴西利亚竣工前，贫民区和富人区就已经自发形成了。
这种极端的、绝对的功能分区也让巴西利亚产生了内部的分离：这是一个没有市中心的城市，某一类功能的建筑和另一类功能的建筑往往相距很远，建筑间的巨大空隙使得行人极易迷失自我。在这里，没有街道和行人，只有公路，以及不得不驱车穿梭于城市的各个区间和冰冷建筑间的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