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阳和襄樊 [复制链接]

1 南阳与襄樊，经济实力的消长[转自大河论坛] 
南阳与襄樊结下的梁子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南阳武侯祠的一幅对联可以看出，“功盖天下又何分襄阳南阳”，清朝的那位在南阳做地方官的撰联者，也隐含地告诉我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因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南阳和襄阳已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阳襄阳之争又浮出了水面，从国家邮政部门关于“三顾茅庐”纪念邮票的首发式在南阳首发到襄樊人进京活动后改为在南阳和襄樊两地同时首发，襄樊对南阳的咄咄逼人之势已经从经济到文化进行了全面进攻。直到去年修改教课书的丑闻曝光，这种进攻总算告一段落。

毫无疑问，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左右，襄樊的蓬勃发展和南阳的决策失误形成了极大反差，在《感性化评南阳》中，本人和众网友已作过探讨，不再赘述。这里仅从几件两地交界的细节来形象的说明这种反差的现实状态：

在南阳邓州与襄樊老河口交界有两个孟楼，一个是湖北的孟楼，一个是河南的孟楼，当时湖北采取放宽政策、鼓励并重用人才等方式，使湖北孟楼一派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反之，河南孟楼则市场萧条、人流稀落。究其原因，是因为河南省上级部门没有相应的政策所致。这个现象最终被《河南日报》和新华社记者撰文讨论，成为两地经济生态的生动写照。

九十年代初，本人曾借采访原邓州市副市长袁吉森之机与邓州城市规划的相关人士讨论过此事，这位人士说：咱邓州没有政策，才有这样的事发生。并且说，老河口方面已定出口号：吃掉南阳，挺进中原！你看，人家根本没把咱邓州放到眼里！那么，邓州有什么对策吗？这位仁兄苦笑着摇摇头，一脸茫然。

的确，因为两地政策的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在两地交界的地方，这种结果突显为一种民间和官方的对抗。比如，河南的农民将薯干、芝麻、绿豆、烟叶、红麻拉到湖北去销售，其原因是湖北的收购价比河南的高。与此同时，襄樊的“金蝶牌”等香烟一路杀进于其相邻的河南市场。而湖北相邻的市场，却不见南阳“茅庐”等烟酒的踪影，一问才知，那是禁卖品，否则会被湖北相关部门没收了的。

当然，无论老河口的口气如何大，他不但没有“吃”掉南阳，连毗邻的邓州也没吃掉。从去年襄樊市（含老河口市）三市三县七区的国内总产值达500亿多一点，与南阳的700多亿差了200多个亿来看，我们似乎忽然间觉察到了两地实力的变化。

原因何在？当我们看到襄樊市70余当政官员集体落马，看到如卧龙广场之类用崭新大理石装饰所谓的“古迹”而愈使其不伦不类的“面子工程”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南阳人在为南水北调工程退耕还林，并一反将炼油厂及二汽拱手相让的作法，用自己贷款修建的方式，把宁西铁路的线路和枢纽位置“抢”到了南阳。

过去如此张扬的襄樊人沉默了，他们在咒骂那帮贪官荒废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而南阳继续选择沉默。也许，张扬不是南阳人的性格，也许他们明白：苦练内功比张扬对发展来说更加有效。

同属一个方言区的襄樊和南阳，该是和解的时候了。

  南阳这个城市，总是一个让人欲说还休。比如我们常去关注他，就发现他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变化。举例说，南阳自己花了几十个亿来修宁西铁路南阳段（数字不一定准确），开创了地方出资修铁路的先河，这时候你会吃惊的发现，比较几十年前将河南油田指挥部设在官庄，让一座油城置于荒僻之地，至少三分之一的南阳城被不尴不尬撂在官庄那个地方；比之于将炼油厂拱手让给湖北荆门这些失误来，南阳如今的思路，的确让人刮目相看。宁西铁路和焦柳线这个交叉枢纽无疑会给南阳带来可以预计的巨大变化。据说南阳经济实力排在郑州、洛阳之后位居前三甲，南阳作为河南省三个有民用机场的城市，作为一个新的铁路枢纽城市，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城市，我觉得其潜力实在不可估量。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南阳这座城市还有着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南阳人的性格，作为南北过渡带的南阳，其盆地的特有文化，或者说楚文化与北部文化交汇地，南阳人的确有着南北兼有的个性特征。但我觉得内敛还是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拿诸葛亮躬耕地来说，襄樊人咄咄逼人在那里搞大动作了，南阳才如梦方醒。最终采取的还是民间手法，这跟地方官员的官本位思想还是有关系的。民间的力量在某些时候，还是有限的。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本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出师表》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绝不是诸葛亮的个人虚荣，如果诸葛亮是襄樊人，那么他应该和庞统自称“襄阳庞统”一样说自己是“襄阳诸葛亮”就行了，没必要自称“南阳布衣”了。还有对历史的研究，南阳总是被动半拍，不由不令人扼腕。据说南阳白河宾馆被评为五星级宾馆，白河宾馆的领导却坚持只要四星级就行了，其理由是评成五星级就得提高收费，这样影响到客人的入住。这在南方是不可思议的事。你不想提高收费，将五星级收费打个折头不就行了吗，干吗要将一个提高城市档次的机会推掉呢？ 再说南阳市有个河南省最大的城市广场叫“解放广场”，笔者曾去那里玩过，的确不错。但我要提议的是，一个城市有限的财力修建如此规模的广场，应该包涵更多文化符号和城市个性才行。因为这个名字，就像南阳有个解放路，而中国几百个城市都有一个解放路一样，任何一个城市都会建一个“解放广场”之类的休闲广场出来。我觉得把这个广场叫做“张衡广场”、“仲景广场”、“范蠡广场”等等都行，就是叫“王码广场”也没什么不行的啊，王永民不是被国家科技部评为中国一百年最伟大的发明家吗？袁隆平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杂交水稻），王永民解决了中国人进入信息时代问题（汉字输入），可王永民在南阳的名气并没有他在国内外的名气大，南阳人总是对自己的老乡抱有“你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的心理。南阳这地方的旅游资源还是很丰富的，但南阳人未必都能珍惜，或者善加利用。比如，你把建“解放广场”的钱用来建一个“南阳名人广场”就不错，把范蠡、范晔、百里奚、刘秀、诸葛亮、张衡、张仲景、张释之等等放进去就不错，张衡张仲景在国内各大科学馆都能找到他们，民间的你把张三丰放进去也没什么不可，王永民你都可以放进去啊，其实你会发现从这些人身上可以透析出一种文化符号。南阳汉画中国第一，“汉代文化看南阳”，这种宣传还是少了，对外少了，外边人不知道，你的知名度就上不来。 　　 　　南阳西峡不是发现一万多只恐龙蛋吗？那可是世界第一，西峡内乡其实就是恐龙之乡嘛，你搞个侏罗纪公园一定名副其实，宝天曼是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连河南省内都少人知道，光在自己网站上宣传还是不够的。还有南水北调渠首工程，南阳花四十亿来建，除了供水还可以旅游，可南阳的宣传却不敢大张旗鼓的这样说，倒是湖北连八杆子打不着的十堰都在拿渠首做旅游文章了，亚洲第一大淡水湖可不是哪个地方都能随便有的，咱得把文章做足做够。而实事上咱在发展生态旅游上，连市长都遮遮掩掩，好像这样说会让吃水的人不高兴似的，或者咱不这样做是风格很高似的。还是没放开。在河南，南阳总是个默默无闻的城市，这与他内敛的性格有关，前两年令河南人骄傲的“不下跪的人”孙天帅，“救人不留名的人”孙天丛，去年还有一个靠捡破烂上大学而不接受别人帮助的大学生，这三个被中国媒体爆炒的人都是南阳邓州市人，他们的性格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们不想被人知道，他们出了名是被动的，无意的，毫无疑问作为个体人这当然是一种高贵品格。但城市发展是不能有这种被动性格的，他需要我们苦练内功的同时，还得主动出击，把我们的城市规划得更合理一点，让我们的城市性格更鲜明一点，让我们的宣传力度更大更出彩一点！！ 　因其爱也，故如是说，感性认识，必有不当，望各位方家指正。

看了《南阳晚报》关于《隆中对》重上初中语文教材的相关报道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个南阳人，总有如鲠在喉的感觉。为什么南阳人在诸葛亮问题上总是慢半拍？如此下去，诸葛亮在南阳躬耕的事实也许在两代人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若果真如此，是南阳一千万人的悲哀……
  一千万人的南阳，在中国大地上不可缺少。但按照语文教材之说，我们历史悠久的被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竟然被消了“史号”：同被选入初中三年级语文教材（第六册）的《出师表》，对其中“躬耕于南阳”一句中“南阳”的解释更是“取缔了”历史的南阳：“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
南阳不仅要历史的南阳，要张仲景、要张衡，也决不能没有诸葛亮。这是南阳一千万人民的呼声。 
          宛人
南阳武侯祠在老南阳人中称诸葛庵。我在十几岁时就曾经多次去过，那时候南阳武侯祠的规模比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近几年经过修葺恢复了一些过去的景点罢了。多次的参观、拜谒，使我对诸葛庵的印象更加深刻。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清朝南阳知府顾嘉衡的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四十多年前站在当时的卧龙岗脊上向东南方向看是清一色的庄稼地、墓地和远处的白河，犹如站在高山上的感觉。今天南邓路通过把岗的高度削下去了很多，再也找不到高山的感觉了。当时的卧龙岗离老城区足足有三四公里，随着焦枝铁路的开通，南阳市区也一直在向西扩展，直到把卧龙岗武侯祠也包到了南阳市区里边，造成了现在人们怀疑卧龙岗是诸葛亮躬耕地的印象。其实，卧龙岗在四十多年前的的确确是在南阳城西南的农村中，离南阳老城区也确确实实有三四公里之遥。
因为工作我也有机会在工作之余数次拜访襄阳的隆中。那时的襄樊市，因为有长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水在市区通过隔成了两部分，江北称樊城，江南称襄阳。当日的老城区和当日的南阳也规模相当，甚至比南阳还小一些，而当时的樊城比起襄阳大得多。江南的襄阳只有一道热闹一些的大街，顺汉江边向西走一段路后向西南拐进丘陵区，大概离城十公里左右，到了古隆中，迎面是一座石牌坊，过牌坊不远向里一拐，在一个山洼里北面的一座山丘上便是武侯祠，这座山丘的背后是一座更大的丘，也许可叫一个小山，小丘和后边的小山上长满了小树，大的约有直径１０厘米左右，小的五六厘米，武侯祠的规模很小，远比不上南阳武侯祠的规模，里面的布局也和南阳武侯祠差不了多少，有茅庐和三顾堂等。我那时的印象是，这里没有地可种，诸葛亮咋能在这里种地和学习呢？我的脑海中认为南阳的诸葛庵更像是诸葛亮躬耕的地方。
后来，我又数次去过襄樊和隆中，明显地感觉到无论是工业还是城市的发展，襄樊市都远比南阳要快，他们投巨资对隆中动了大手术，使之成为了一个旅游区，在城市的闹市区竖起了大型的诸葛亮雕塑，他们在打响诸葛亮这个文化品牌上下了比我们南阳大得多的功夫，以致造成了今天的这种情况。这当然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谁舍得投资，谁敢于投资，谁就能得到效益；谁有眼光，谁就发展得快。
我们要奋起直追，要在诸葛亮这个文化品牌上多下一些功夫，虽然我们人文资源丰厚，但我们不能没有诸葛亮，我们南阳有确凿的证据，况且诸葛亮本人又断言“躬耕于南阳”。

不过茅庐确实在襄樊

诸葛亮本人又断言“躬耕于南阳“是包括襄樊，熟悉行政区划的都知道，汉朝的南阳包括今天的襄樊
作为敌对国家的领导人会深入敌国领土到敌国的一级行政区首府的城墙边三，四个公里来请人吗？
诸葛亮在没有被请出前交流的朋友基本都是属于敌对地区荆州地区的人，这个可能吗？

汉朝的南阳不同于今日的南阳。汉朝的荆州不同于今日的荆州。汉朝的襄阳不同于今日的襄阳，也不同于今日的襄樊。楼主不要生气呀？支持楼上的说法！    

两个城市都颇有名气呢。襄阳乃兵家重镇，有“铁打的襄阳”之称；
南阳就是古时著名的宛市，乃西汉五大都市（其余四个洛阳，临淄，邯郸，成都）之一。

东汉时，南阳地位更重要，他是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而且其手下大将28宿基本出在那里！南阳人不宣传自己历史上的名人，总去和别人争，很没有意思！

其实说诸葛的躬耕地是南阳没错，但不要说是今天的南阳（市区）。在荆州南阳郡邓县隆中。还好荆州市没有来争，要不然更有趣！

诸葛的躬耕地是南阳自然没错,但是这个南阳是古代范围很大的南阳,不是今天南阳争的现在的南阳

引用第8楼秦南汉北于2007-12-12 21:26发表的  :
其实说诸葛的躬耕地是南阳没错，但不要说是今天的南阳（市区）。在荆州南阳郡邓县隆中。还好荆州市没有来争，要不然更有趣！ [表情]

有理！ 现在的襄樊市最好恢复“襄阳市”，“襄阳区”另外取名。

当时的南阳应包括荆州一带，所以并不一定在现在的南阳。

一个问题
刘备三顾茅庐时三国还没形成吧？
那怎么会说是去敌国范围三顾茅庐呢？

南阳精工与日本精工

引用第12楼风翔于2007-12-16 00:33发表的  :
一个问题
刘备三顾茅庐时三国还没形成吧？
那怎么会说是去敌国范围三顾茅庐呢？

那就敌方吧。

三国还没有形成就不是敌对势力吗?如果当年毛泽东可能跑到蒋控制的一个省会城市城墙边去大摇大摆的去请人?

    “当时的南阳应包括荆州一带，所以并不一定在现在的南阳。”
  错了，最早的荆州是在今天的湖南省汉寿县，再迁入今天的襄樊，最后才迁到今天的荆州。由于东汉时襄樊是山南东道节度史（相当于今天的省）的驻地并且管辖包括今天的南阳地区等地，所以进入东汉末年仍然是荆州南阳郡。荆州包括南阳，你把包含范围弄反了。

支持叫襄阳。。。  襄阳很有名气的 名字

襄阳改名叫襄樊区

16楼的发言简直让人笑死了，节都史和山南东道都是唐朝的，竟然被你搬到五百年前的东汉去了，还好你没说朱元璋指挥隆美尔的装甲集群攻占元大都。
东汉时候襄阳不过是荆州属下南阳郡和南郡边界附近的小县而已，汉末三国时候也只是因为军事地位才有所提高而已，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比之南阳郡驻地的南阳，东汉皇族老家的南阳，那是远远不如的。

南陽人為什么到現在還在爭這個“諸葛亮躬耕地”，還總一副怨婦的樣子？

刘秀的老家南阳郡蔡阳县就是现在的襄樊枣阳,刘秀实际上也是现在的襄樊地区人,而不是南阳。古代的南阳郡和现在的河南南阳区别很大。

古代南阳郡大概二，三十个县，至少有7，8个县在现在的湖北省。另外古代南阳郡比较发达的县也多集中在襄樊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出名的有新野，邓县，唐河等

引用第18楼北极星于2007-12-22 18:35发表的  :
16楼的发言简直让人笑死了，节都史和山南东道都是唐朝的，竟然被你搬到五百年前的东汉去了，还好你没说朱元璋指挥隆美尔的装甲集群攻占元大都。
东汉时候襄阳不过是荆州属下南阳郡和南郡边界附近的小县而已，汉末三国时候也只是因为军事地位才有所提高而已，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比之南阳郡驻地的南阳，东汉皇族老家的南阳，那是远远不如的。

东汉末年，荆州治所移到襄阳后。襄阳在此后的数千年里行政地位一直高于宛城。宛城的冶铁业衰落后，南襄盆地的中心就被襄阳取代。直到明朝两地被分割到河南和湖北。

曹操设襄阳郡，其实最早的襄阳郡很小，只包括今天的南漳，宜城，宜昌的远安，当阳等地。但襄阳重镇，在南北朝，随唐宋地位很高，不断蚕食周边地区的辖区，到唐朝时期，已经基本和现在的直辖县相当。

襄阳地处汉水上游，北接南阳盆地，南连江汉平原，距江陵步道只有五百里。其东有大洪山、桐柏山，其西有武当山，皆峰峦叠嶂，艰险难行。而自襄阳北溯汉水或间道出南阳可趋河洛，南经汉水谷地即抵江陵，顺汉水而下又直达江夏。因此，襄阳自古以来一直是荆豫地区由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的噤喉，在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东晋时期，襄阳地区是北方流民南下迁徙的集中聚散地之一，遂“因其所思，以安流民’’【15】（卷167《州郡部》十四引《南雍州记》），于此侨置雍州。当时雍州归属于荆州辖下，并无实土。然雍州自侨立之初，刺史便带“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或“督雍、梁、沔中九郡诸军事”等军号；入宋以后，雍州刺史多加号“监(或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对汉沔军事区的督辖范围逐渐固定于四州六郡。显然，雍州刺史是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沔一带的军事首脑。从这个意义上说，雍州在军事上独立于荆州。荆、雍州在行政、军事上的这种权力交错的矛盾，显然不利于雍州作为中间地带的方镇发挥较大的政治军事作用【16】。因此，几乎与削弱荆州同时，刘宋开始着力经营雍州。
??首先，实现侨置雍州实土化。《宋书.州郡志三》载：“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此次从荆州分割“实土四郡”，让雍州“实土化”，是为了文帝“经略关河”目标的准备步骤。
??但这只是临时的措施，襄阳雍州的行政地位还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随着襄阳作为汉水中游中间地带中心地位的确立，“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以为侨郡县境”【2】（卷37《州郡志三》)。
??雍州是流民集结的区域，而一直以来，雍州刺史对本州流民无统御权，这对雍州军政能力的发挥无疑是极大的限制。因此，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秋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主持者是雍州刺史王玄谟。《宋书.王玄谟传》称：“雍土多侨属，玄谟请土断流民。”王玄谟不久前曾作为北伐前锋亲身体验到惨败的滋味，来雍州赴任后，立刻认识到雍州二重支配体制的弊端。为再图北伐，遂专心致志于强化襄阳的军事体制，决心推行实土化土断，从根本上纠正荆、雍权力交错的弊端口。然而，土断触动了襄阳地方大族的权益，遭到朝中实力派雍州大族领袖柳元景的强烈抵制，进展颇不顺利，一度“百姓不愿属籍，罢之”。甚至“民间讹言玄谟欲反。……元景弟僧景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势，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2】（卷76《王玄谟传》）。最后，孝武帝在坚决支持王玄谟土断的同时，又对襄阳大族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事态才平息下来】。经过此次土断，刘宋政府比较彻底地调整了雍州地区的郡县区域，加强了雍州对周边的控制，从而巩固了它的西部边界，并为以后齐、梁时期雍州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学者安田二郎指出：“东晋初年以来，一直到南朝各个王朝，反复推行的土断政策与对华北诸政权的积极军事行动密切相关。”【17】孝武帝大明年间的雍州土断，即因于此。
??其次，扩大雍州的军政职权。入宋以后，雍州刺史例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荆州竟陵、随二郡(此二郡后属郢州，再后随郡又自郢州划属司州，但仍属雍州督区)，还兼领宁蛮府。元嘉二十二年(445)武陵王刘骏(即后来的孝武帝)出镇雍州，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开皇子重镇雍州之例。而在皇子出镇时，雍州督府不再属于荆州统府。竟陵王刘诞赴任时，“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又“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2】（卷75《竞陵王诞传》）”。
??刘宋积极加强雍州实力，也是为预定次年的北伐作准备。这种强化政策取得了成效，元嘉二十七年刘宋北伐遭受到惨败，但只有襄阳方镇军队以健斗著称。继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分荆州郡县并于雍州之后，孝武帝又分实土与侨郡县；又免军户置永兴、安宁二县，立建昌郡；减轻“伐蛮”之家的租税。这些措施使雍州襄阳成为新江北大镇。何德章先生认为，孝武帝是依靠雍州地方武装上台的，故他对雍州特别照顾】。笔者以为，孝武帝重视雍州，原因是雍州已代替荆州成为北防重镇，实为国防安全计。
??其三，加强雍州的经济建设。元嘉年间，数任雍州刺史、守、令对此地进行了积极的经营和开发。元嘉五年，张邵镇雍，“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亩，郡人赖之富赡”【2】（《卷46张劭传》。八年，刘道产治雍，在镇十一年“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2】（卷65《刘道产传》）。二十二年，刘秀之为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襄阳有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世祖遣秀之修复，雍部由是大丰”【2】（卷81《刘秀之传》）。这些积极开发措施，使当地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也是雍州在朝廷心目中地位日益升高的一个前提条件口。
??对比沈攸之、萧衍不同结果的两次举事，雍州在南朝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而后来侯景之乱时，荆州萧绎的方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先解决来自湘州、雍州的威胁，逼走郢州的邵陵王萧纶，然后才全力平乱。但也正因为雍州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雍州萧警联合西魏攻破江陵，使梁元帝的荆州政权一朝覆灭。
??总之，伴随着东晋南朝强荆一弱荆一强雍的政策变化，东晋南朝形势遂由“荆扬之争”变为“荆雍之争”或“雍扬之争”，这不只是门阀政治或皇权政治运作的结果，而且还是由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决定的。雍州地位上升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代替荆州成为新的中间地带。随着南北中间地带争夺的进行，南朝自然会大力加强中间地带的力量，而中间地带的军事力量总是能压制非中间地带的力量。有野心的权势人物往往会因此而求更大的权益。所以荆扬之争解决了，雍扬之争或雍荆之争又开始出现。笔者以为，只有中间地带消失，才可能解决类似“荆扬之争”的军事、政治问题。同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具体比较全面地解释“荆扬之争”的情形为何贯穿于整个六朝的历史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