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超
规划外的土地现实
郑国洪记得,1998年刚到东莞做规划师的时候,曾给塘厦镇林村一个工业园做规划。“当时工业区里有一个两三万平方米的小湖,我在规划中保留了湖面,结果村委会一定让我把湖填平。我向他们解释,填湖不仅破坏整体景观和生态环境,还会造成地基不稳。”可村里仍然认为保留湖面是浪费土地,双方坚持不下,直到一个台商看中湖面,向村里表示,“如果保留湖面的话,工业园每平方米的租金可以达到12元,没有湖面他只愿意出7元,这才最终把湖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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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实施的规划才是好规划。”郑国洪说,几乎每次规划落实都要经过漫长繁琐的谈判,每个镇、村都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土地权力,因此每次土地红线都要与当地多次沟通,“最初是我们的规划设计人员向村里解释,往往会争执到由镇领导和规划局出面协商,甚至到市领导出面来调节”。
在东莞地理信息与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胜看来,各村镇就像诸侯国,不遵守市里的统一规划。他无奈地告诉本刊记者:“前几年市规划局划出一块地准备建一个大型的污水处理厂,结果各镇都不同意建在自己的区域里。你去各村镇交界的地方看看,有多少断头路?土地使用、地下管道走向,都不按照市里的统一规划,造成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土地粗放利用、功能区划破碎、整体布局无序等问题。”
如果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内考量东莞的规划和建设现实,就会发现早期的市域功能分区甚至被彻底颠覆。
1982年,美国得州工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彭佐治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考察东莞,留下了一份《东莞县莞城镇规划构想的初步建议》,极大影响了东莞的城镇规划。按照彭佐治当时考察的设想,石龙和虎门成为东莞一南一北两个核心地带。最早的广深铁路经石龙,而且石龙在东江沿岸水运比较发达。虎门有优良的港口,还是当时通往深圳、香港的必经之路。这份报告提到:“石龙位于内地,有铁路到达广州和香港九龙,可利用其地理环境与交通之便利发展各种轻重工业,使其成为一良好之工业城。太平(虎门)位于珠江口,拥有良好港口与沙滩,可发展为港运与旅游城市。”这个规划构想出台10年,东莞的工业格局却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内河航运作用的下降,石龙的工业发展并没有成为东莞的龙头,樟木头、常平、厚街、虎门、长安却都各自发展出一套特色产业体系,陈文胜承认:“各镇的发展主要靠市场推动,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
在彭佐治的规划中,要以莞城为中心,相连石龙、虎门两镇,称“未来城市化将沿此中轴线发展”。沿这条中轴线,东莞全县被分成东西两部,东部的丘陵、山地发展水果和林业,西部发展粮食和蔬菜种植。连接中轴三城的,就是旧107国道,彭佐治规划的功能分区也就是沿这条公路分开的。这种功能分区后来却在村庄的微观现实里被逐渐改变。
从东莞城市中心出发,沿莞太大道一路向南,不出10公里就到达南城区与厚街镇的边界,首先经过的就是有厚街“北大门”之称的赤岭村。莞太大道是广东256省道的一段,赤岭村的村民却依然沿用这条路原来的名字“107国道”。整个村庄呈东西条状,旧107国道从东莞城区一路向南,穿过村庄中部,一直通到虎门、深圳。整个村庄的地理环境恰好与彭佐治规划相匹配,路西是东莞运河覆盖下的大片稻田,路东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地。
赤岭村有8个村民小组、3500多村民,7个村民小组住在路西。最初的发展路径也与彭佐治的规划相吻合,村里一位老人向本刊记者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村主要靠水稻种植,运河边上有两三千亩土地,路东的山脚下还有一些散落的地。80年代早期我们还在山上栽果树。”
但是,外资进入打破了原有的分区,“80年代初就有港商租我们村里的房子做鞋,村里可以收房租。而且我们村人均一亩多地,靠种地一年才多少钱?在鞋厂做工每月能挣四五十块”。很快,村里的港商、台商越来越多,房屋无法满足企业的要求,于是村里就将路东的田收回来,集中盖了一批厂房,租给外商。与赤岭村拓展工业用地同时发生的,就是107国道的拓宽。1988年,旧107国道在城区拓宽到60米、在沿路各镇拓宽到45米,使107国道一下成为东莞西部最主要干道,这次拓宽加速了赤岭村工业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