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卫计委呼吁有条件家庭生二孩 [复制链接]

1、人口最多还逐步放开二胎？
2、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广东不存在人口结构上的问题吧！
3、如果试点，是针对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针对户籍人口则显失公平，针对常住人口又容易导致广东成为“超生游击队”的避风港。
因此，广东这样的地方应该执行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就是本人的质疑和想法。

感觉这篇文章前面和后面对不上，逻辑上有问题

广东真是“敢为天下先”啊

从六普数据来看，广东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而且好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如果试点放开二胎，没有理由在广东试点。

引用第9楼李导李导于2011-07-13 12:27发表的  :
从六普数据来看，广东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而且好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如果试点放开二胎，没有理由在广东试点。

对

感觉所谓的试点在中国大环境影响下又会成为特权地区！
为何总是喜欢人为的制造不平等的东西出来？

引用第9楼李导李导于2011-07-13 12:27发表的  :
从六普数据来看，广东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而且好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如果试点放开二胎，没有理由在广东试点。

那为何老龄化更严重的地区不敢提出来？
在这点上广东地方政府值得一点赞赏，起码敢于对上面不合理的东西进行一些“反抗”或者“抵触”！
如果再多几个省份反映目前的一胎化政策不合理，影响大了，这个不合理的东西才有可能被废弃！
屁民的呼声终究是比不过体制内的呼声的！

江浙东三省不是已经开放了么？

引用第6楼蓝箭俱乐部于2011-07-13 08:30发表的  :
3、如果试点，是针对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针对户籍人口则显失公平，针对常住人口又容易导致广东成为“超生游击队”的避风港。

户籍人口，外地人可以在广东办准生证和落户？

香港的報導說，是因為太多廣東孕婦來香港生孩子，所以才令廣東省感到壓力。

引用第13楼水云村民于2011-07-13 13:55发表的  :
江浙东三省不是已经开放了么？

和广东现时一样，开放了双独可生二胎

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骑虎难下

刘忠良

2011年7月11日，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在 “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广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因为广东在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必然导致未来的重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广东提出这样的申请是为广东的长远未来着想。据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0-14岁人口比例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按照国际标准，0-14岁人口比例低于18%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严重少子化”。广东像全国一样，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这就意味着包括广东在内的未来中国年轻人口将急剧减少，随之面临重老龄化危机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再推迟再犹豫了。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梁中堂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到1.5之间，美籍华裔科学家易富贤估计在1.4左右或以下，北大学者李建新、郭志刚等亦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按照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被称为“超低生育率”，是最危险的低生育率水平。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忧心忡忡的表示：“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

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计生委放开口子，放开二胎，再接着放开生育，那整个计划生育部门和计生委主任李斌就要失业了。如果不放开，面对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严峻低生育率形势，面对正在进行的民工荒、年轻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如果计生委为了部门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就会成为千夫所指和历史唾骂的对象。显然，计生委在坚持过去的人口政策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只有靠宣传中国人口多、负担重、生育率反弹等人口恐怖理论来维持部门利益了。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也只有1.33，计生委却一直宣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8。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2005年时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这意味着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需要增加0.6244亿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万。但统计公报显示 2006-2010年每年增长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672万、626万人，仅为预期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稳定在1.8，而是远低于1.8。虽然计生委的“宣称”、“宣传”一再被现实否定和被反对者揭露批评，但为了维持人口政策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如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极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和思潮的冲击，加之中国对民生的投入低下和高物价高房价等因素，中国必然走向超低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必然要结束，计生委这个部门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哪个部门愿意被取消？当这个“神”不愿意走的时候，当这个“神”千方百计要挽留自己的时候，中国人口政策必然僵持难下，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也一再错失，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也越来越危险。

其实，计生委没有必要这样死坚持过去，鼓励生育也有计生委的饭碗嘛！要养活计划生育这个部门的人，中国要么计划生育，要么鼓励生育让他们“转行”，否则就没有这些人的活干，也就没有他们的饭碗了。如果鼓励生育，性别比失衡问题就会立即开始缓解，由超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危机也有一定的缓解，计生委既保住了饭碗又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未来干了好事实事，利国利民也利己，是“三赢”的好选择。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宣传了几十年的人口多的不好和少生孩子的好处，让他们突然转而宣传多生孩子的好，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过去的颜面嘛？再者说来，由于几十年来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从小学生到国家领导人都已经认为人口少好、少生孩子好，要转变思想也很艰巨。如果渐变，计划生育部门必然有一段时间失业，所以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不能选择渐变，最好是突变，直接由计划生育过渡到鼓励生育，中间尽量不要有间隔。这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很难做到，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根本做不到，所以只有尽量坚持不变。但形势逼人，不变又不行，这就难了。

中国人口政策不变，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难”；如果渐变，就要由渐进失业变成正式失业；如果突变，可以平稳的保住饭碗，但计划生育部门做不到或根本没有这份力挽狂澜的爱国心和爱国勇气。如此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就骑虎难下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口是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能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大衰落。超低生育率是十分危险的，但现在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骑虎难下了，这才是现在中国最要命的危险。

由于几十年来从小学到大学、从乡村到城市的单方人口观点宣传教育，您的许多人口思想认识也许还停留在计生宣传和感性认识上，为求得真理，以理性的思维看待人口与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及个人的重大关系，请细读下列文章，期待您能醒悟人口问题、认识到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

关于人口问题20问：



1、中国会发生人口“大爆炸”吗？

中国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重要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人口不控制就会大爆炸，从而使社会动乱走向自我灭亡。如一胎政策的倡导者宋健在1980年10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的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人口每年增长近8000万，如果保持这个速度，1万年以后每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将有1万人……即便保持每年万分之一的增长速度，世界人口在数万年后将增长几万倍。全部地球表面上都住满人。”但是，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演变历史表明，无需任何人口控制，生育率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下降，并降低到世代更替以下水平，现在全球已经有70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思想的改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在极其不耐现在经济社会冲击的中华生育文化主导下，由经济社会文化规律所决定，中国不仅不会发生人口爆炸，而且未来还一定会发生人口大萎缩（详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国现在1.3左右的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所以国民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所导致的民族萎缩和民族灭亡！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这时中国应该做的应该是确保生育率不要进一步的下滑，但中国1980年却在实施了一胎政策。199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然后快速下降到2000年的1.22。虽然中国人口从1991年仍然在增长，只不过是寿命延长的惯性延续。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4岁，也就是说中国孩子一个不多生，中国人口也会因寿命延长而增加一倍以上——即由5.5亿变成11亿以上。

纵览全世界，中华民族的生育文化是最不耐现在社会经济规律冲击的民族，生育率很容易降低到危险的水平——港澳台生育率全球倒数前三位，华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在同等经济水平下中国生育率最低。世界各地华人的生育表现证明，中国根本不需要计划生育来防止根本不存在的“人口爆炸”。计生委宣称自1980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4亿多人，只不过是为了引起国民对生育的恐惧，从而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作虚假的证明。据相关专家计算，即使自1979年中国的生育率不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也即认为人类人口规律不适合中国，中国生育率30年一直不变，但这可能吗？），中国也仅仅少生了2亿多人。实际上，在此时期世界上不少国家生育率下降比中国还快。如果把这30年减少出生数的一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占绝对主导原因）,少生的人也只是1亿左右,也与“30年少生4亿人”相差极远!（王丰 蔡泳《专家称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4亿人非事实》）

还有人毛泽东鼓励生育使新中国“人口爆炸”。在二战后，全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婴儿潮，难道是毛主席在全世界鼓励生育的结果吗？在缺乏避孕条件下，鼓励生育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因而这时母亲已经自然发挥了最大生育能力。中国在1953年就开始了计划生育试点，在1971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就已经全面开始，说中国在1980年才实施计划生育并把人口多当成许多问题的根源而归罪于毛泽东其实就是想利用“文革”等错误来混淆视听、误导国人。

2、中国穷是因为人口多吗？

中国人怪中国人口多，并把他当作中国贫困的根源，当作发展的负担，难道人口少了就更富裕了，人口少了就发展更快了？如果说人口多，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富国，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穷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口多就穷。在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富国，也有蒙古、玻利维亚、巴布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刚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穷国，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少就富。过去我们看到东亚四小龙发展快，我们就以为人口少就容易发展、人口绝对数量大就不利于发展。但现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我们还能坚持认为人口少更容易发展吗？说人口少容易发展岂不等于说中国34省分34国发展更快？显然不是，而是统一人口多发展更快，这也是欧盟一体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原因。即便是东亚四小龙发展快的时候，世界其他小国还有几个发展快的？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口少发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场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穷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中国和平稳定的进入现代发展的时间太短了，尽管现在很快，但历史留下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长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我们基本一样，但国家制度改变后就迅速富强起来。欧美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时间远远比我们长。东亚四小龙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改革开放前远远比我们发展的快。改革开放后，我们人口更多了，但发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学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人口更多了，但发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国穷不能说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所谓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先进。这个先进的程度，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时间、发展速度和由教育文化社会等所培养出的国民素质。美国人口是加拿大的十倍，加拿大人均资源约是美国的十倍，人口多并没有制约美国发达，反而美国比加拿大还富裕一些。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与资源的多少无关。日本绝大多数资源依赖进口，这并没有阻碍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所谓经济发达，也就是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力的提高，其根本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是人研发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口多自然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多，科研人员多，知识技术创造的天才也多，有力促进了科研的进行；另一方面，人口多，市场大，知识技术创新的利润大，市场推动力强；再一方面，人口多，支撑科研的财力就更雄厚，工业生产体系更庞大，可以提供更强大的物力财力支持。因而人口多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走向发达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的人口第一大国——美国一直是发达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强劲推动力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只有卢森堡那么多人口，能有力的带动发达国家和全世界发展吗？如果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只有100万，我可以确定无疑的告诉国人，他们今天的发达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口所创新的新科技，他们今天的发达是不可能的。而中国，人口多的优势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教育投入低等因素还不能立即、全部的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但这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转化出来。美国在二百年前的时候，日本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人均科研工作者比例有现在的中国高吗？显然没有。发展是一步一步的，人口优势迟早会随着发展而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进而人口多最终会强劲的推动中国的发展，可惜多数国人竟然不懂得这个简单的历史发展道理。

3、少生孩子能促中国经济发展吗？

不少人认为人口增长会稀释经济发展成果、阻碍经济发展。是的，现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看似人均GDP高了，更富裕了。可当父母老时，两个退休的父母却能去平均一个孩子创造的GDP，未来人均GDP必然会因过去少生孩子而降低。假设1980年人均劳动者创造GDP是3000元，四十年后翻四番，人均劳动者创造GDP4.8万元。不考虑上一辈，则在1980年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2000元，生两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1500元；40年后，也即2020年，父母退休，这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1.6万元，生两个孩子的家庭人均家庭GDP是2.4万元。在1980年时，一胎家庭人均GDP比二胎家庭多500元，“富了”33%；到2020年时，少生一个孩子则穷了8000元，二胎家庭人均家庭GDP比二胎家庭真正富了50%！少生快富是饮鸩止渴，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什么是人均GDP？不考虑人口结构，人均GDP的意思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平均值大小，是生产创造劳动创造价值能力的平均值，而不是人口去瓜分天上掉下来的GDP，怎么可能因为人口减少而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就提高了呢？人均GDP从根本上来说代表生产力的高低，而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知识技术的发展。又知识技术的发展与人口的多少成正相关，也即是人口越多知识技术发展越快，人口越少知识技术发展越慢。因而是人口增加生产力发展快，人口减少生产力发展慢。结果就是，人口增加人均GDP增长更快,而人口减少人均GDP增长变慢。况且，减少人口不可能是去杀人，那只能是减少人口素质更高、人力资本含量更高、创造力更强的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的实际结果降低了中国的人均生产创造力，减少了中国财富创造力更强的新一代，结果是人口减少中国反而更穷。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不单单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还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人口老龄化，必然是收入能力降低或收入增长能力降低。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必然是人均GDP的降低或人均GDP增速的放缓。比如一个421家庭，当最大一代退休时，给家庭带来收入的劳动力暴减2/3或4/7，很显然家庭极有可能变穷。少生孩子，中国岂能更富？

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远比物力资本投资收益高，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增而物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才是最宝贵的资本，当今和未来时代就是人力资本为王的时代。而过去我们却这样认为：“人口增加，除了家庭需要增加抚养费以外，为了解决他们的上学、就业等问题，国家还需要增加教育经费、设备投资和社会公用事业经费等。请想一想，从这些方面省下钱来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将会起多么大的作用！”这种想法，纯粹是把人力资本投资当做负担了，是极其落后且与当今时代背道而驰的错误思想！公民生孩子和培育孩子，本身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并且同时给国家和社会创造机会去投资收益率更高、边际收益递增的人力资本，让国家和社会未来获得更好更强有力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都“沾了”父母的“光”。生育——生了孩子并培养教育——其本身就是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妈妈生出的孩子，没有父母培养的孩子，哪儿还有“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和人力资本？但中国人却看不到这个远远比物力资本更宝贵而且是越来越宝贵的人力资本！低生育率的日本已经向我们证明，不是真的“少生快富”，而是真的“少生越穷”、“越生越富”。2007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退回到了1988年的水平。而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日本2024年的家庭财富将降至1997年的水平。现在日本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越拉越大，日本相对于美国越来越穷。现在日本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越拉越大，日本少生孩子了并没有更富，而是更穷；美国多生孩子并没有更穷，而是更富。不是越生越穷，而是越生越富——因为生育孩子是进行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一个国家怎么会因进行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致贫呢？

我们曾经认为：“当他们（孩子）能够干活以后，一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消费社会上生产的物资。对国家来说，如果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物资的生产还不丰富，人口增长的快慢，就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的积累。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人口增长减慢，资金的积累就会增加。”所谓资金增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投资资金。人口多，人口增加，创造价值和财富也增加，况且新增人口（也即新生代）创造价值能力是跳跃式提升（相比于父辈），人口增加最终不会降低资金积累。若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角度说，所谓资金积累，只不过是通过货币来支持新的技术运用或使扩展现在技术的运用，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也就是把知识技术转为生产力的过程。而人口增加，尤其是新增人口是极富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的新生代，会更快的推进知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而加快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根本和长远上增加人均资本。

抱怨人口多“消费社会上生产的物资”，那我们生产物资不就是为了人民消费吗？难道是为了生产而生产？在当今时代，可以说，没有消费就没有财富。在分工和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没有消费，谁还生产“物资”？我们中国内需不足，逼着我们依赖出口，不是“让外国人消费我们的物资”吗？是不是大家都不消费就生产更发达了？如果那样，估计除了自己用的那一点之外都不再生产了，结果将造成严重的生产力浪费和人民生活损失。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硬币的两面，经济的发展需要两者的协调，任何一方的不足都会导致另一方的过剩从而危害经济发展。在全球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今天，消费对经济发展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内需严重不足的中国更是如此。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大幅减少孩子，从婴儿需求，到儿童需求，到少年需求，再到青年需求和中老年需求，都会依次大幅减少。减少孩子，导致下一代人的内需不足，必然降低中国现在产能的利用和劳动者劳动创造潜能的发挥（因为生产需要消费来支撑），直接减少GDP。现在孩子少了，儿童教育需求减少了，小学倒闭教师失业，这只是计划生育对中国产业影响的开始。依次人生成长中的各种需求人口的减少，中国产业产业将经历一次大清洗。现在是小学倒闭（中国小学从1996到2009年倒闭57%），明天接着就是大学、汽车、房产等众多行业的倒闭潮。

少生孩子，低生育率，必将使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老了的国家岂能发展更快？在重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极重，社会资源被迫更大比例的投入养老，严重抢占用于发展的资源，这岂能有利于中国发展？面对老龄化飞速发展和未来的重老龄化危机，有人以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了。殊不知，跨国研究表明，由于老龄化降低人口活力、创新活力、经济社会活力且恶化投资预期，老龄化是十分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日本工业部门的投资大致相同，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超过日本。目前日本的投资额比美国多三分之一，但劳动生产率仍落后美国近20%。

有人认为未来机械化、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成为经济大国或经济超级大国不需要那么多人。按此说法，日本GDP应该超过美国，因为日本自动化和机器人发达吗。但现实是吗？所谓经济，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生产多少要看市场能购买多少。若不考虑净出口，一国的GDP就是国内消费（广义，包括投资品消费）是多少。消费分最终产品消费和投资消费，最终产品消费取决于人口和生产力水平（暂不考虑分配和贫富差距等因素），同等生产力水平下就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投资消费是最终产品消费的引致需求，因为投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最终产品消费，所以投资消费受人口变动和知识技术发展的根本性影响，随人口增加和知识技术增加而加速增加，而知识技术发展又是人推动的，因而人口变动就决定投资消费的大命运，比如说人口决定未来美国投资消费比日本多且增长更快。所以从消费角度上讲，人口决定经济的大命运，未来只有大人口才能有大经济，人口小国是不会在未来成为经济大国的。

从生产上讲，所谓GDP就是附加值（增加值），也就是人劳动所获得的价值。现实世界也就如马克思的价值规律那样，劳动才创造价值，而所谓机器创造的价值只不过是机器的折旧（物化的活力的，价值转移到所生产商品中）、平均利润率导致的价值转移和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如果日本停止创新，很快日本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然后日本那些高效率的机器就不能创造附加值（也即GDP）了。所以，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期待依靠所谓机器创造价值从而成为经济超级大国是不可能的，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更不可能。未来的经济大国，是靠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必须是人口大国。有些人可以说现在农民创造不出多少GDP，但不代表农民的儿子或孙子就不能创造很高的GDP。在200年前，美国、日本也不是以农民为主嘛？中国要崛起，要切切实实的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必须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所以，从生产角度上讲，仍然是人口决定经济的大命运，未来只有大人口才能有大经济，一边少生孩子一边又想成为或保持经济大国地位纯粹是自欺欺人！

面对即将面临的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有人认为城市化就可以解决了。在现在的农村，二三十岁的年轻劳动力绝大部分已经实际转移到城市，农村剩下的绝对多数只是中老年劳动力。现在在城市的年轻农村劳动力还没有完全城市化，即在城市还没有房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城市人，即使现在开始加速推进真正城市化进程，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这些农村中老年劳动力？恐怕等到可以让这些劳动力真正城市化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需要城市负担的老人了。而最具生产创造活力和代表中国未来同世界经济竞争的年轻人口，正在快速减少，现在的超低生育率决定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必将崩溃式的减少，未来中国的经济非现在鼓励生育而不可拯救。

4、少生孩子、减少人口能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工资吗？

我们总认为“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中国人总把自己的就业难怪罪于自己同胞多上（中国人多，不是自己同胞多吗？），好像减少了自己的同胞就能降低自己的就业压力。人口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容纳人口，怎么人口多就业压力就大？如果说人口多就就业压力大，那是不是欧洲合成一个国家就业压力更大了，美国50个州分成50个国家后就业问题就不存在了？此说法是十分显然的可笑谬误之谈，却成了中国人的真理，并且希望通过计划生育来少生孩子从而降低就业压力。但经济规律决定这只会相反，少生孩子只会导致就业压力更大。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这些未参加劳动的人口创造了大量消费。少生孩子，必然减少孩子的相关消费，特别是孩子创造的消费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少生孩子必然增大就业压力。况且，孩子需要人照顾，少生孩子则提高就业参与率，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许有人说孩子终会长大并进入就业市场。是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要就业岗位，但是这个年龄段也是人生消费最旺盛的时候，汽车、房产、各种电子电器等这时会被他们大量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就业来自消费需求，需求创造就业，他们旺盛的消费所创造就业岗位大于他们的就业需求从而降低就业压力，而未来劳动力的减少只会与此相反增大未来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在少生孩子、人口减少的同时，也会伴随劳动力老化，由于高龄劳动力流动性差、重新培训的费用高、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很难适应产业调整的要求，这就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使社会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高龄劳动力与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将明显的显现出来。由于老龄化严重，预期差，对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能力的不信任导致高龄劳动力不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与此同时，高龄劳动力有经验，且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结果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10年之间老龄化从13%上升到17%。日本在1990年的失业率为2.1%，2001年失业率上升到5.6%。同时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2003年日本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2%，致使日本年轻人自杀率世界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和青年失业问题。

由于少生孩子一边减少孩子需求从而减少就业岗位，又一边提高就业参与率、增加就业岗位竞争，所以计划生育反而提高了就业压力。由于就业压力增大，必然不利于工资的提高。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老化，年龄活力降低，创造力下降，国际就业竞争力降低，显然也不利于工资的提高。工资提高的长远动力来自科技发展，少生孩子减少人力资本放慢科技发展速度，自然不利于工资的长期提高。

其实，人口多反而更可能就业压力因此更小一些。中国许多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本身就来自中国的人口多市场大和人口多生产创造队伍强大，如众多人口所创造的庞大市场与强大的科研队伍使中国机械制造业迅速崛起，并很快出口到国外，这种竞争力就是由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所创造的。人口多让中国企业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就业岗位国际竞争力也就强了。同样，许多外资企业看好中国并争相优先向中国投资，也是因为中国人口多所以市场大且人力资源丰富。众多人口让中国获得强大的国际资本与技术吸引力，让它们优先流向中国，亦增强了中国人的就业岗位国际竞争力。由于人口多，强大的科研队伍、雄厚的财力支持和巨大市场的拉动，大大提高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就会带动大量对新知识技术的投资和创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人口多更有利于就业岗位的创造。

有人说多生孩子会有更多的人进血汗工厂。其实恰相反，少生孩子大量减少内需，就业压力大，被迫依赖出口，而依赖别人自然就缺乏维持尊严的砝码，因而少生孩子更容易出现血汗工厂。

现在中国的就业压力，重要原因是由于贫富差距、低工资、广大劳动者收入低、政府社会保障投入低等造成的国内消费不足，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不足、政策法律环境、垄断、金融、高行政成本高地价房价高税费成本等造成的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及教育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大学生就业结构与产业企业结构不匹配、独生子女就业心里等所造成的，与人口多少无关。

5、中国不计划生育就养不活自己吗？

我们计划生育，努力少生孩子，一个重要担忧就是怕养不活自己。古代中国养活了世界上1/3的人口，难道当今中国人就没有智慧养活占世界1/5的人口吗？水稻产量比中国低的孟加拉国人口密度为1109人／K㎡，沙漠上极其缺乏水和耕地的以色列为325人／K㎡，比中国山多山地占国土60%的韩国为490人／K㎡，而中国仅为137人／K㎡。按人口密度计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可以养活33亿印度人、105亿孟加拉国人、47亿韩国人、34日本人、31亿以色列人、24亿英国人、23亿德国人、38亿荷兰人，难道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智慧和能力养活13亿或20亿中国人？

中国人均农用面积世界排名第32位，中国人均耕地世界排名第35位，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在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均靠中前位。况且，由于中国的非耕地性农用地面积很大，中国有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的巨大潜力，中国水域、草原、山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农业专家张福锁认为，仅把现在农作物品种的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就至少有50%～60%的潜力可提高。况且，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工程和生物措施等措施，中国的粮食产量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西藏之水救中国》认为如果从青藏高原调水到中国大西北，仅此一项中国就可以轻松地吸收和容纳5亿人口。按照国际标准，人均0.8亩地就可以实现粮食自给，中国人均1.4亩，离开这底线还很远，所以中国现在有抛荒严重、卖粮难、粮价低等现象。按照目前0.8亩的粮食自给标准，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养活近23亿人。现在中国耕地18亿多亩，每年生产粮食1.1万亿公斤，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说如果精耕细作，以现在的农业生产率，只须种7亿亩地的粮食就能每年生产1万亿公斤（再用3亿亩种菜，剩下8亿亩还可以用来建别墅[开玩笑]等）。而且，科技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人口承载力远远高于中国现在及未来的人口数量。即使不计划生育，即使是中国从1980年就开始鼓励生育，按照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降低的规律和中华生育文化的脆弱性，未来中国人口也不可能达到20亿，我们真的有必要担心养不活自己吗？

人口才是一个国家最大最根本的财富，资源只不过是一次性的买卖。为什么我们宁愿荒着自己的土地而不去养活更多的财富？为什么我们宁愿让自己未来的人口承载力大量闲置也不去养活更多的炎黄子孙？为什么我们宁愿让自己的民族、国家、经济、社会陷入未来发展的危机也不愿让闲置的土地去养活更多的中华儿女？

6、中国需要为节约资源而减少人口吗？

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必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怕资源不够用，但人口减少就够用了吗？比如说石油，中国一个孩子也不生，能让人类多用多少年？所谓资源，也就是在一定知识技术下可以利用的物质，如铁矿是不是资源取决于人类有没有炼铁的技术。人类的资源根本取决于人类知识技术发展的程度，而人口恰恰最有力的促进知识技术的发展。随着全球化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源实际是没有国界的，根本不存在节约资源留给自己子孙后代的现实条件。 资源少了你会买，你并不少用（加上科技节约的）；资源多了你会卖，你并不多用（因资源多了浪费的除外）。一切的世界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都包含着资源的转移。不仅直接资源贸易是如此，还存在更多的间接资源贸易——除直接资源贸易外的其他实物贸易（如汽车、钢铁等）和和非实物贸易（如服务、技术贸易等）都发生着资源的转移，因为无论汽车、钢铁还是服务、技术，其生产过程都要消耗资源。而我们中国少生孩子无论是节约中国的资源还是节约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其实只不过是把我们中国少生孩子节约资源服务于其他国家的人口（比如印度），是以消弱中国而强大他国。现实的世界时：无论资源再丰富还是严重缺乏资源，你使用的资源取决科学技术发展、你对资源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世界生产的供给能力和国力的保障，与自身资源的多少无关。澳大利亚人口少，不会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日本人资源少，也不会饿肚子，连我们这个第一钢铁生产大国还要进口它的优质钢材。所以资源根本不能制约中国经济，要不然日本怎么就成为经济大国了？

我们人口多了，经济实力强了，需求量大了，我们就可以到世界各处开发资源、入股矿藏。况且，人口多了，民间正在使用的资源和民间储备的资源也多了。万一突然来了战事，军队可紧急动用的资源也多。假如中国人口萎缩成现在的1/10，那中国军队可紧急调用的民间资源也就下降90%。看那种情况资源更安全？资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经济与科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人口多了，科研队伍强大了，经济实力强了（经济支持），新资源的市场大了（降低成本，提高预期收益），资源开发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如核聚变（像太阳一样，没有核辐射），如果中国能率先完成技术开发工作，那就永远解决了能源问题，而且清洁干净。实际上，所有的资源，不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就是可以替代的，不存在真正资源枯竭。况且绝大多数资源都可以循环使用，如各种金属，用来用去还在地球上。人消耗资源的速度是减法，可人创造资源的速度却是乘法。乘法比减法要快的多，那计划生育一定是大大降低中国未来开发新资源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少生孩子只能降低中国的可用资源量，尤其是人均新资源量。特别是，随着发展，无论是边际人均GDP资源需求还是边际GDP资源需求都有递减的长期趋势，但随着经济水平发展和实力提高，对资源的单位货币购买力却不会降低，实际其货币还更受欢迎更坚挺（尤其是大国），而且其新资源的开发能力和资源转换能力更强，所以经济实力发展在提高获取资源能力的同时还相对降低了资源需求，反而资源更安全。四大洋、南北极、月球、八大行星和小行星等，都是人类共同的，它们的资源量是中国实控国土资源的百倍、千倍、万倍，但这些资源是要靠实力争取的。而我们中国，却自己缩减人口，预备萎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等于把这些资源预送给别人，最终危害自己的长期资源安全。

7、计划生育有助于保护中国生态环境吗？

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人口数量的罪，而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人口再少，只要污染，还是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多，人人为环保努力，生态环境反而因人口多而更和谐。我们中国人口密度仅137人／K㎡，而日本350人／K㎡，韩国490人／K㎡，新加坡人6376／K㎡。如果是人口多造成环境差，那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环境应更差。但是，恰恰相反，他们的环境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反而最美丽。国土面积不变，人口越多则单位国土的环保投入越多，所以新加坡可以建成漂亮的花园城市。因而，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罪于人口数量是不成立的。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以GDP为纲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力造成的。由于一味的追求GDP增长的速度，而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足，因而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还是印度的2.8倍，而单位产值的排污量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以这样的方式发展经济，环境岂不污染，生态岂不破坏？

有人拿2010年的西南旱灾说事。这是天灾，与人口多少何关？有人把2010年春的西南大旱归罪于中国人口多。西南大旱是天灾，难道人口少了就不发生吗？是的，中国人口多了受灾人口也多了，但同时救灾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科学技术支撑也更强大（这在2008年汶川地震也体现了出来），而且人口密度大还可以降低人均受灾人的救护成本和水利工程的人均建设成本，人口多了更有利于抗天灾。

人口减少，对环保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发展动力都会降低。并且人口减少不利于经济科技的发展，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对环保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在国土生态方面，特别是大西北地区，由于计划生育造成的新生人口减少从而使总人口减少，中国未来国土改造的必要性、经济性、劳动力、财力、技术进步力量与技术人员及改造动力等均减少，这势必与不计划生育相比而变差。由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与环境的自我净化力与生态状况高度相关，减少人口将最终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急速老龄化发展、未来重老龄化和劳动力的严重困乏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未来经济水平提高的缓慢与困难（经济发展困难，政府与国民还有多少心思顾环保？）无疑将大大不利于未来中国环保的发展。

主张减少人口保护环境的人认为，少生孩子、减少人口可以促进中国环保的发展，其实是相反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造成中国婴幼儿消费和最有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的大幅减少，造成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内需缺乏。一方面，内需缺乏就必须争取国际市场来解决就业。落后国家要跟发达国家竞争国际市场就不得不牺牲环境成本。我国产品之所以廉价，劳动力廉价是一个方面，但那只是很小的方面，因为我国劳动生产率只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劳动力廉价几乎被生产效率低下完全抵消了。大的方面在不计资源和环境成本、牺牲资源和环境。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导致就业困难，劳动力廉价，国内消费难以承担起环境成本。征收环境成本税收又会导致产品价格大幅升高消费量大幅减少，就业更加困难，失业率更高，经济更糟糕。结果，只好通过牺牲环境来解决内需不足造成的经济发展问题和就业问题。（人口如棋《一胎化生育会导致一系列经济危机及严重经济问题》）

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事业费364亿元，如果我们不计划生育，拿出这364亿元的一半投入环保，将是一笔多么了不起的环保投入。如果我们不计划生育，把计划生育40年来所花费的巨大人力与财力投入转为改善环境的投入，我们的环境也比现在好得多。

8、高房价是因为人口多吗？

对于中国的高房价，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太多。其实，这种理论根本占不住脚。中国城市为什么房价高住房难？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多，所以房价高住房难。俄罗斯人口稀少，且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莫斯科照样高房价，这还能怪人口多吗？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人口密度都远比中国高，没见他们房价很高。德国人口密度236人／K㎡，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中国仅为137人／K㎡，我们也按40平方米计算，全部城市化，平均楼层高度按10层计算，总共才需要5200平方公里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0.00054%。全国有2860个县区，平均每个县区仅1.8平方公里。即使是达到美国标准，人均住房面积70平方米，也仅需9100平方公里，平均到每个县区仅3.2平方公里。如果再平均到每个镇/街道，即使按照让中国人羡慕的美国标准那根本不值得一提。显然，中国城市高房价根本不是因为人口多。

莫斯科与俄罗斯远东小城镇的房价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日本东京市内与远市郊的房价又大为不同。在一个区域内，如果居住的房子很少而用于工商业的地产很多，那必然有许多工作人口去竞争少量住房导致此处房价高昂且居住空间狭小，这是日本东京的典型情形。如果大家放着那么多地方不去都挤在一起，如韩国首尔地区集中了全国一半的人口，结果导致房价高昂，这是莫斯科的典型情形。所以，人口经济的聚集模式是导致房价高低的基础性因素。中国中小城市发展不足（如各种经济基础设施与人文设施）且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城市群未充分发展利用，人文设施（如大学）与经济主体（如企业总部）过度向少数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心集中，住房用地安排不足，北京等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中国人又有较为严重的大城市偏好，这是中国房价的结构性因素，不是人口多的问题。如果说中国人口多导致高房价，那农村的房价怎么不高呢（如果有钱，可以家家建的像别墅，耕地很少的浙江富裕地区就是这样！所以美国的别墅不是因为人口少，中国也可以）？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又处于城市化发展阶段，必然房价高。所谓城市化，也就是农民变成城市人。请问一下，北京、上海、深圳等等城市，那些房子是农民或农二代能买得起的吗？说农民或农二代导致如此高房价，显然是可笑的。又有人说是中国第三次婴儿潮“80后”导致高房价。“80后”今年最大的31岁，最小的21岁，多数还刚刚开始工作或没有工作。除了占“80后”人口少数的“富二代”与极少数白手起家的年轻富豪，还有多少“80后”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显然，说“80后”把房价推那么高也是可笑的。据国家电网对660个城市统计，有6540万套住宅半年电表读数为零，显然这不是农民或“80后”买下的房子。

那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如此高房价呢？先说一个专家常说的，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有垄断必导致稀缺和高价格，土地供应稀缺且价格高昂，房价怎么会不高呢？供给房子，必先供给土地。从供给角度上讲，解决中国高房价，必须首先解决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但现在土地财政和房产GDP、税收已经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命根子，依赖他们改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制度保障民众可以要求他们立即改变——不改变我就不让您当官或当人大代表了。也许有人说，要保护耕地，所以政府应该控制土地供给。如果农村住宅按住房与非住房占地面积比1：3计算，城市按楼层10-20层计算，则农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40-80倍。这就意味着，每保护一亩城郊耕地，就要浪费39亩到79亩非城郊耕地，这叫保护耕地吗？其实，保护耕地很简单，只要制定好节约耕地的使用制定，或再规定每使用一亩耕地就要再造一亩耕地或改造耕地使之增加与使用耕地相同的产量。

土地供给决定了房子的源供给，决定价格的不可能只有供给因素，没有供需就形不成价格，高房价的另一面就是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对要城市化的农民来说，对绝大多数“80后”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没有力量把房价推那么高的。显然推高房价的只有富人了，但高房价就是富人惹的祸的吗？除个别国家外，每个国家都有富人，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高房价，显然中国高房价也不怪富人。那谁推动了中国的高房价呢？我的答案是政治改革滞后导致制度不公平、腐败、垄断、民众收入低，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富人集中了过多财富，他们就有钱买贵房子，况且他们可以不在乎房价。另外，贫富差距大，民众收入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购买力就低；民众购买力低，中国内需就不足；中国内需不足，产业利润（除房地产外）就低；产业利润低，富人就不想投资实业；富人不想投资实业，股票、期货风险又太大，那只好又买房子保值增值和投机，导致房价高，普通民众又被高房价剥削一次；富人不想投资实业，导致就业难，再低工资；民众被房子、医疗、教育再宰一次，加剧贫富差距和内需不足，中国继续低工资、高房价，直到这种扭曲的运转模式陷于崩溃。类似于郎咸平所说：“10元的工资，两块钱的房子；两块钱的工资，10块钱的房子。”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低工资、贫富差距和高房价。

事实上，计划生育在拉高房价。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需求，加重中国内需不足，从而加重富人因内需不足而投机房地产。计划生育一边减少了内需，另一边又提高劳动参与率，迫使净出口增加。净出口增加，导致外汇储备持续高涨，中央银行就会增发基础货币，加剧流动性过剩，让更多的资金去炒房。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让原本用于养孩子的钱变成炒房子的钱（对中高阶层的人来说，少养一个孩子至少可以多炒一套房子），计划生育造成的性别比失衡让青年男性不得不买房子以“筑巢引凤”娶老婆，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也让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愿意出高价为独生子在大城市买一套好房子，进而拉高房价。

有人说，中国现在人口暴减一半，房价马上崩溃。是的，的确如此，日本人口还未减少但年轻人开始快速减少的时候房价就崩溃了。但是，靠中国人口崩溃导致房价崩溃，然后经济崩溃和高老龄化高民生压力高年轻人就业压力及民族国家的大衰落，这样的结果你乐意要吗？问问日本人吧，看看他们失落的十年又失落的十年。中国高房价不是因为人口多，住房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如廉租房、空房强制出租等，问题不难解决，只是政府官员少了卖地皮钱、税收和腐败浪费），为什么要选择自杀的方式让民族陪葬房价呢？

9、交通压力是因为人口多吗？。

认为中国人口多的人，常常举挤公交和春运难的例子，难道人口少了中国交通就更舒畅了？巴西人口比我们稀少，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照样人口密集。由于经济发展对人口规模的要求和大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无论人口多少都会往城市里挤，你挤不挤公交与中国总人口多少无关，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建设、城市规划（如北京的摊大饼式扩张）和你愿不愿做城市人有关。香港人口极其稠密，但香港交通很顺畅，倒是内地城市老堵车。再说春运。中国人均铁路里程只有一根烟的长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显然不是因为人口多。春运难，真正原因在于：1、铁路投入不足；2、户籍限制，让农民工被迫到处流动；3、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劳动力与就业岗位分布错位；4、铁路经营垄断，体制没有活力；5、中国春节的习俗影响。其实，无论是城市交通还是铁路，人口多可以使交通更便利。城市交通最快的是地铁和轻轨，但建设与运营成本大，只有足够数量的人口才能降低人均成本到经济适可的程度。在北京、上海工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坐地铁是最快捷的交通方式，而在中小城市，由于人口不足，是使用不起地铁的。铁路也同样如此，比如京津高铁、京沪高铁让京津沪的交通更便利，而郑西高铁还迫使郑州至西安的航线全部停飞，人口多让这些固定成本高昂的便利的交通方式得到更好的发展，反而使交通更便捷便宜舒畅。航空也是一样的，人口多，机场分布与航班更密集，交通更便捷。如澳大利亚，由于人口稀少，就没有发展高铁的必要，机场、航班相对广大领土也比较稀少，长途交通因而就没有中国、日本快捷。再如城市郊外或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由于人口太少，公交班车很少，结果交通更不方便（而人口稀少地区连公路铁路等都不方便）。

10、减少人口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等公共投入水平吗？

有人认为，人口少了，国家投入的人均医疗教育水平就高了。按此逻辑，是不是小国的人均教育投入就比大国高了？或者说中国34省看做34个国家是不是人均医疗教育的国家投入就提高34倍？国家收入来自税收，而税收来自劳动者的生产创造。人口少了，劳动者少了，国家收入也就少了，人均医疗教育等国家投入并不能提高。相反，人口多了，像研发、国防、一些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人均支出就降低了，反而可以在医疗教育方面投入更高。另外，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严重，老龄人口比重大，经济发展困难，养老投入比例太大，反而不利于人均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投入水平的提高。现在少生孩子，看似可以提高孩子的人均教育投入。但是，未来老龄化严重，养老负担很重，少生孩子减少人口最终不可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等公共投入水平，反而在未来长期的降低。

现在少生孩子，能为国家（政府）节约多少资金？据不完全估计，2005年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公款吃喝花费3000多亿，公车消费3000多亿，公款旅游出国考察3000多亿。如果在这个9000多亿里头节省出3000亿并投资到教育，那中国教育每年就多了3000亿，完全可以保证全中国所有的适龄少年儿童读完高中，不要说免学费，连书本、文具、校服、午餐都可以免费提供(王鑫海）。中国行政支出世界第一，但中国国家教育投入却世界倒数。要提高人均公共投入水平不是要少生孩子，而是应该减少政府与官员的浪费。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国家投入一直很低，父母投资的比重很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主要是个人的，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主体却是国家与社会。如果按照“谁收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不应是父母向国家支付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也即是超生罚款，其实大部分变成了各色各样的行政成本）”，而应是国家与社会向父母补偿“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养老投资成本”。父母所得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养老投资收益一般不会达到其投资所创造总收益的10%，而90%以上的投资收益被国家与社会拿走了，所以国家应至少向父母支付“从孕育到毕业”90%的费用，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论依据则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们现在少生孩子，看似是少“占用”了社会资源，但未来提供社会资源的劳动人口就大幅减少了，难道少生孩子不是在透支社会资源吗？老年人疾病多，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据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退休职工医疗费用与在职职工相比约为3：1，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1。由于扶养老年人与扶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大致是儿童费用2到3倍。而随着寿命的继续延长，未来高龄老龄人口养老费用将会更高，养老人要比今天养孩子的成本高的更多。在中国，1980年少养一个孩子能够为社会节约多少“社会资源”而这个孩子以后又可以创造多少倍于此的价值？现在不鼓励生育不投资孩子，明天我们还有什么社会资本？不要断送了未来！

11、少生孩子能提高中国人口质量吗？

首先少生孩子最终不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这在上节已经说过。其次，人口素质（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密切相关。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口素质的代际差别较大，但计划生育不可能去杀现在的活人，只能减少人口素质更高的下一代，自然平均人口素质就降低了。第三，少生孩子使我国未来老龄化严重，降低了国民年龄活力，因而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第四，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投入资金多少的问题，更是一个成长环境的问题。但现实却表明，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是破坏了传统优秀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孩子的成长环境，使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十分突出。第五，计划生育系统庞大，本身就要耗费许多财政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都用到教育投入上，中国教育会更好。第六，计划生育给所谓“超生”家庭沉重罚款，这无疑要减少父母对孩子营养教育的投入。第七，强制计划生育的让那些所谓的“超生”父母东躲西藏，孕妇流离颠沛，降低了新生儿的素质。第八，计划生育对城市人和国民素质较高群类限制过强，是对人口的逆淘汰。另外，计划生育造成对所谓“超生”孩子的歧视，许多无法入户口甚至无法升学，破坏了“超生”孩子的成长。

人口素质不仅包括文化素质，还包括人口年龄活力。从生产与创新力上讲二三十岁是创造黄金期。而少生孩子、减少人口将使我国人口严重老化，大幅降低我国的人口年龄活力，即降低了我国的人口素质。同等教育水平，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人口素质一定低。只要中国的生育率一直这样大幅低于美国与印度，中国的人口素质就一直赶不上美国，并且一定会被印度超越。中国现在比印度高的那点人口素质，一定会被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完全毁掉。最终结果是，多生孩子的国家不仅获得了人口数量优势又获得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人口又多又年轻，国家活力四射！而中国少生孩子不仅使中国丢失宝贵人口数量优势又丧失本应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结果是人口衰老缩减，又少又老，社会衰微！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2003年吴洪森在《关于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思考》一文中指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也就是说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可以降低生育率）。30年的计划生育经费总值估计在3000亿元，假如将这3000亿元用来普及教育，就有3亿人可以读完初中。中国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总人口只有1.8亿，还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倾向女性，中国不但全面扫盲，而且还多出一亿多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女性。”如果中国一直把用于计划生育的钱拿出一半还支持教育发展，我们的人口质量要比现在好的多，而且未来会更好。

12、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是生育孩子。

有人认为，未来经济发展了，养老制度健全了，不靠孩子也能解决养老问题。按此说法，美国欧洲日本都应该养老问题更轻，因为他们经济发达养老制度健全。但现实却相反，那些经济不发达、养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养老压力最轻。养老人不是饲养动物，人的需要会跟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老人也一样，所以说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就解决想法纯粹是不把老人当人看。而制度只是个壳子，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养老制度在养老人。老人手中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堆纸，还必须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真正的财富，否则它只是一堆废纸而不能购买任何东西。无论任何养老方式，真正的依靠者和养老供给者还是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的的孩子。如果整个国家社会都没有孩子，未来就没有劳动者，也就不会有人给你养老，一切养老方式也都无法存在。所以，养孩子，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由于养孩子边际成本递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高，养孩子风险远比其他投资方式低，且能解决老年依赖和感情需求问题，所以养孩子是最好的养老方式。而一胎政策，无疑让许多国民老来穷，养老压力沉重，甚至因独子死亡而老无所依，尤其是对农民和城市穷人更是如此。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未来劳动力严重短缺，必定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和服务价格飞涨，让老年人手中的货币大幅贬值。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经济不景气，使老年人的养老投资大幅缩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养老空有制度而严重缺乏劳动力对其投入，社会化养老方式处于低水平的濒临破产的运转，老人获得的养老资金必定相对于不计划生育而大幅减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中国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困难，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

13、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人口政策。

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这表明中国的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一胎政策和强制计划生育。由于生育数量限制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于是许多父母便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结果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则对应每天至少有3500女胎儿被杀。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每持续一天，相应每天就会增加约3500多个光棍。未来中国将面临五六千万的庞大光棍潮，四五男人中将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4、汉族人其实已经最不喜欢生孩子。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尤其是认为汉人喜欢生孩子。但在全世界的现实表明，现在汉人最不愿生孩子。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已经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3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0%，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2.8%，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60%（大约7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可以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汉族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

汉族的生育文化是古代先贤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香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等思想文化元素策划出来的。但是，这些传统思想文化已经全部被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被中国人自己严重破坏。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是一个天大的谎言（详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15、7亿、5亿或3亿适宜人口论是错误的。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就更高，不少国民也这样认为。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原始人生活水平最高，因为原始人最少！但恰恰相反，原始人是赤贫。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口密度仅137人／K㎡，而日本350人／K㎡，韩国490人／K㎡，新加坡6376人／K㎡，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人生活的更差，他们应减少人口以改善生活。特别是新加坡，已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也最美丽。显然这种减少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说法是相当谬误的，因为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一些人口专家坚持认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人口拥挤，人口密度高，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减少到适宜人口生理水平，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如果按这样的说法，中国就不应该城市化，因为城市人口密度太大了。如果中国城市化，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口其居住的人口密度是一样的。所谓的人口密度与总人口数的关系在城市化下都是数字假象，人口生理密度在城市化下与人口总数无关，适宜人口生理论在城市化下是虚伪的数字游戏，毫无实际意义。

何谓适宜人口？其科学标准有两个：1、最佳国力人口；2、最佳生活水平人口。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综合国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的人口。判断人口多少是适宜的，那就要看：1、增加人口是否增加综合国力；2、增加人口是否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笔者已经在《***（未能出版）》中证明在知识经济时代边际人口国力递增。这就意味着，对综合国力来说，人口越多越好，不存在最佳国力人口的边界。由于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所以增加人口可以促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那就不存在最佳生活水平的适宜人口。

在经济全球化之下，人口承载力也已经全球化。随着科技发展，人口承载力也一直在增长。依照适宜人口的标准“综合国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7亿、5亿、3亿适宜人口论是根本不成立的。首先，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绝对比一个7亿、5亿或3亿人口的中国更强大，中国人口减少绝对不利于国力的增加。其次，中国人口由13亿降到7亿或3亿，与不降低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低，因而生活水平也会相对更差。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能力很低，民生压力很大，怎么可能用减少人口而提高生活水平呢？既然如此，中国人口从13亿降到7亿、5亿或3亿，既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又不利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什么理由认为7亿、5亿或3亿人口是中国的适宜人口呢？

如果中国不鼓励少生孩子，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口承载力而鼓励生育，不仅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长期提高，更有利于国力的长期提高。按现在中国国土承载力和未来科技发展，养活20亿人口是没有问题的，未来可以更多。中国人口，按照自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根本达不到20亿。按照最科学的适宜人口理论，有什么理由不鼓励生育呢？

16、世界允许存在一个13亿人口发达的中国。

不仅有美国专家劝说中国人口不减少就不能变成发达国家，连多次给中央讲课的经济学家程恩富也认为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人口要降到5亿。可惜，据美国预计，美国2100年人口要超过5亿，是不是美国由此沦落为发展中国家呢？现在非洲人口已经超过10亿而且还在高速增长，印度人口预计2100年要超过18亿，是不是非洲永远贫穷印度永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呢？在经济全球化之下，资源实际也已经全球化。中国自知人口多，却要学习美国高耗资源的发展模式，一边大量浪费自己的资源大肆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再一边高喊自己这种耗费资源破坏生态的发展模式无法承载13亿人口进入发达国家，中国人岂不太可笑了？为什么不学习日本节约资源有利环保的发展模式？世界可以允许100发达的日本，未来地球也可以允许一个人口达100亿人口发达的世界，为什么独独不能允许一个13亿或者20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是不是中国34省分34国而任何一个省人口都不过一亿是不是又可以成为发达国家了？

相反，世界需要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后，13亿人口可以带来雄厚的财力、强大的科研力量和广阔的市场。这样的一个国家，不仅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消费驱动力，更能为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更多更优更廉价的科技成果。比如航天育种，中国人口越多则财力与科研力量越强，研发速度就越快；中国人口越多人均成本就越低，众多人口可以让中国轻易消化掉巨额研发成本，为世界人民提供的科技成果也就十分廉价了。13亿人口的发达中国可以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力的带动世界经济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对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可以提供更多的援助，可以为世界伸张正义，可以有力的促进新资源的开发和环保发展，从而更强有力的带动世界的发展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才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而少生孩子、减少中国人口，根本不是对世界的贡献。

17、少生孩子不会利不在千秋。

在给中国造成很大危害的同时，相关部门却宣称其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前面已经证明，他们无功于当代，同时，实际上它也在祸害千秋。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已经把中国的传统生育文化破坏殆尽，使中国生育率处于超低的危险水平，新生儿比例降到全球的10%。人口是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无论是对中国生育文化的巨大破坏还是对中国人口再生产能力造成的巨大伤害，都将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实力和尊严。

民族的安全最终由民族的人口实力和生育文化所决定。中国如此少生孩子和强制计划生育对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摧残，最终只会危害中华民族的自身安全。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们却败而不亡（亡国），亡（亡国）而不死（民族仍延续），损而不折，依旧顽强的生存延续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生育文化强劲吗？众多人口让我们经得起战乱，经得起损耗，经得起折腾；强劲的生育文化让我们在战乱之后、巨损之后、折腾之后随即补充众多的年轻人口，让我们依旧有力量依旧顽强的生存着。这就是我们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损而不折，五千年来强劲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让我们民族尤其是让汉族倔强延续的强劲民族生育文化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造成中国未来劳动力严重匮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未来20年劳动力缺口1亿以上，为解决劳动力缺口，中国将不得不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量移民，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为何我们不多生一些自己的孩子去解决自己未来的问题并壮大我们民族的实力？为何要逼自己为它族腾出生存空间？这岂能是利在千秋？

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社会，必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中国沉沦在低生育率老龄化的陷阱之中。在重老龄化之下，对老人来说，当然是“重大灾难”，他们的生活将受到重老龄化的严重不利影响。对年轻人来说，生活在一个重老龄化社会，有那么多老人需要自己给他们养老（即使不直接养，也会通过缴纳社会保险、税收等方式间接去养老人），自然压力十分沉重。比如，一个421家庭，小两口两个，要养4到12个老人（如果爷爷辈都活着），家庭负担何其沉重。对青少年儿童来说，重老龄化社会也是灾难。在一个421家庭，如果妻子要生孩子（按生一个），那就是丈夫一人要养活6到14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孩子的福音吗？在重老龄化下，由于年轻人负担太重，且在老龄化社会发展与就业困难，压力重重的年轻人还有多少愿意去生二胎或三胎？低生育率必然就会在重老龄化之下恶性循环，对老人说不是福音，对年轻人来说不是福音，对孩子们来说也不是福音，而且这些“恶果”会恶性循环，一直往后延伸，让未来人和子孙后代生活在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中，这哪里是“利在千秋”？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民族间的差异，由于汉族生育文化更不耐现在经济社会生活转变的冲击，少数民族生育率持续显著高于汉族，汉族孩子比例持续降低，由此造成中国汉族人口比重将陷入长期下降，进而沦为少数民族，中国将失去主体民族的凝聚力，必然埋下分裂的种子。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态”，“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而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仍在“三孩”以上。据新疆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推算：2005年11月1日零时，新疆2008．15万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210．12万人，汉族人口为798．0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8％、1．28％，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明显快于汉族人口。虽然汉族目前仍然占新疆总人口的39.7%，但是目前汉族每年新出生孩子不到新疆总出生孩子的18%。照这样下去，未来新疆汉族青年比例很快就会降到无足轻重的水平。

18、少生孩子能使中国更富强吗？

前面笔者已经论述少生孩子不能富民，其实它更不能强国。综合国力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为基础。物质财富是人生产的，科技是人研发的，军事是人装备的，综合国力当然是以人为基础的。少生孩子阻碍科技发展，也就同时阻碍了经济发展。一胎政策造成中国兵源大幅萎缩和未来支持军事发展的财政力量相对大幅削弱，当然不可能利于中国军力的发展。GDP=人均GDP×人口数量，而一胎政策既要降低中国未来人均GDP又要大幅减少未来中国人口，无疑要大幅削减未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我已经在《***（未能出版）》中证明：在知识经济时代，边际人口科技拉力递增，边际人口GDP递增，边际人口军事实力递增和边际人口综合国力递增。所以，无论如何，少生孩子根本不可能富民强国，而最终只能穷民弱国。那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穷折腾？？  

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人口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壮大的基础。而生育创造了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创造了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基础。生育创造了一个民族与国家一切创造活动的创造者本身，可以说，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第一生产力。生育活动是创造国家竞争力创造者的创造活动，生育活动是创造民族与国家实力创造者的创造活动，生育的竞争力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在长期中最核心的竞争力。没有生育上的竞争力优势，就不可能有长久的人口竞争力优势，因而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长久竞争力优势。生育活动是长期人口竞争力的保障，因而生育是民族与国家长久竞争力的根本。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2.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又加速降到16.60%，28年降低一半以上，而近十年之内竟飞速降低27.2%（2010年少年儿童比例比2000年降低27.2%）！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孩子是我们未来的支撑，孩子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孩子是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实力与竞争力的载体，孩子没了，孩子如此疯狂的减少，这等下去，中国还有未来吗？民族还能复兴吗？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崛起如此持续？未来民生如何保障？苍天啊，中华民族的大厦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中国未来的根基正在快速的塌陷，我们未来的发展也即将在不仅后崩溃，可我的绝大多数同胞们在计划生育几十年来全方面的宣传下竟丝毫认识不到危险，整个中国还在即将爆发的人口危机火山口上面狂欢，中华民族即将在无知无畏的狂欢中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19、中国计划生育不是造福世界

随着中国超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疯狂减少和中国即将开始退休潮，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后续动力的不足，中国经济的动力即将面临大枯竭。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经济发动机即将失去一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失去，绝不是世界的福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世界大经济引擎的失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想一想自2007年自美国点燃的全球经济危机吧，经济大国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全世界人民都要倒霉。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全世界人民都会遭罪，尤其是东亚(如日本、韩国）、东南亚、非洲等受深受中国经济带动和影响的国家，中国计划生育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中国低生育率的持续，中国未来支持世界发展的经济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必将大幅削弱，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损失。中国人均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变，中国人口越多对世界发展的支持能力越强；如果中国生育率提高，则未来发展能力提高，中国越发展对世界的支持力越强；中国老龄化水平越低，中国对世界的发展支持能力则越强。反之，一切皆相反。

不少中国人怪人口多消耗国家财富多，他们不知，政府（也即国家）哪里来的财富，还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正是中国人口多消费多，这样才能支持世界发展。我们都知道多出口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就业，中国消费多了，自然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出口和就业，这难道不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现在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这不是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吗？所以，世界人，尤其是把中国当做威胁者的一些美国人，中国计划生育不是您们的福音。中国计划生育，必然减少孩子和年轻人口的消费，同时增加母亲的劳动供给，就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挤压美国人的就业，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这是世界的福音吗？特别是，随着中国最有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的急剧减少和中国老龄化的急速发展，中国消费需求能力即将大衰竭，这对世界的消费需求将大幅相对减少；随着劳动力、内需和年轻人口的减少，中国投资需求也要减少，这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品需求也将大幅减少。

中国的老龄化，最为大国，就是世界的老龄化。老人手中的货币，需要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现实的购买力。没有劳动人口，老人手中的一切资产成废弃物，老人手中的货币都成废纸。如果劳动人口少，老人手中的财富必然相对或绝对缩水。中国劳动人口减少，中国老龄化严重了，就会降低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景气，然后就能提高世界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产品和劳务出口到老龄化国家，就能提高他们的养老水平；中国购买他们的资产和知识技术产品，就能提高他们的财富价值；中国购买他们的国债，就能帮助他们消化财政赤字。而计划生育恰恰相反，让这些好处大幅缩水，转而去跟他们在世界上竞争养老资源，这是他们的福音吗？

世界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其核心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核心是知识技术的发展。而人，尤其是人力资本，是推动世界知识技术发展原动力。人口多，科研人员多；人口多，支持科研的财力和物力雄厚；人口多，推动科研的市场动力巨大——人口多，人力资本雄厚，就是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 ——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贡献。所以，人口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许有人说，人口多不一定能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但这些人忘了，国家在发展，教育在进步，人口多必然也最终会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虽然人口多未必立即对世界有大贡献，但未来必然有相应的大贡献。没有妈妈生出的孩子，哪有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人口是人力资本的源泉和蓄水池，没有人口，人力资本就成无源之水。现在计划生育，必然大削弱未来中国人力资本的实力，因为大削弱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能力，进而大幅削弱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能力和速度，这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

也许有人说，中国人口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了，该是对世界的贡献吧？一些科学家已经证明，全球变暖主要是太阳黑子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影响很小而且有技术可以解决。地球有寒期和暖期，这不是人类活动所能决定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是个骗局。在距今8000～2500年前，中国华北地区大部为亚热带气候，约在北纬40°11′，与北京处于同一纬度上，就有大象活动，而现在仅有中国云南南部有。可想而知，那时候地球是多么热，难道那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多了？中国人口多，可以为全球变暖提高更多的财力与科技支持，这反而会更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了，就会增加对世界资源的消耗，比如说石油。即使中国没有一个人，世界上的石油能多使用多少年？作为发展核裂变能的主要原料之一的铀，世界上已探明的铀储量约490万吨，钍储量约275万吨，大约可用2400～2800年。不用等2000年后，也许人类100年后就看不起核裂变的铀了。因为还有核聚变。核聚变安全、清洁，聚变产生的放射性比裂变小的多。而且，按目前世界能源消费的水平，地球上可供原子核聚变的氘和氚，能供人类使用上千亿年。而地球寿命大约还有50亿年，还需要中国减少人口来节约世界能源吗？世界所有资源，不是可以循环使用就是可以再生或随科技发展有替代品，而且人类可以开发的范围越来越广，比如深海、月球、其他行星，根本不需要减少人口来节约资源。反而，人口多，经济科技力量雄厚，可以更多更快更好更廉价的开发新资源，让人类实际可以使用的资源更多。比如核聚变，如果中国依靠人口多带来的巨大科研能力与财力支持，帮助世界率先研究好核聚变利用，世界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能源问题。再如开发月球或其他新资源，中国人口越多，就有更强的科研实力和经济实力去开发，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可以轻易消化开发新资源的巨额固定成本，让世界人民使用到更多更廉价更好的资源。这岂不是更好的贡献？

以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世界是看好中国和印度，认为未来世界将形成美国、中国、印度三大超级大国三足鼎立。三足鼎立，一定比两足鼎力安全、稳定、繁荣。过去美国与苏联形成两极世界，世界不得安宁。如果形成中国、美国、印度三足鼎立的世界，将给世界的民主、平等、安全、稳定、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在美国一直想削弱中国而支持印度，比如诱导中国进行自我削弱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其实，美国若继续引导中国继续计划生育很傻，因为这将导致中国极大衰落和亚洲与世界失衡。现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已经是中国的两倍，而且与中国相比——印度孩子越来越多，这就决定在中国大衰落的同时而印度过于强盛。随着印度的发展，印度一定想控制印度洋并谋求南亚霸权，接着谋求亚洲霸权和控制中东、中亚、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这将和美国发生巨大利益冲突。如果现在中国开始支持中国转变人口政策，到时候还可以联手中国制衡印度，否则，美国将失去未来一个最重要最用力的盟友——因为从人口看，印度才是美国真正的竞争者和令美国恐怖的对象。保住中国的人口实力，美国和中国可以制衡印度，印度和中国可以制衡美国，亚洲和东半球有中国制衡印度，这样才有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这是全世界的福音，这对亚洲对东半球对全世界都有好处。若未来世界失去中国这一极，就是未来亚洲未来东半球和全世界的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所以，中国改变人口政策和尽可能的鼓励生育以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是世界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的要求。

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方儒家文明，是世界的三大文明。三大文明三足鼎立，共存共生，相互促进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福音，也是人类各个文明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的福音。如果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冲突的话，“以和为贵”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把两者和平联接起来，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和平共处。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导致文明的大衰落。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发达国家人口维持人口世代更替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2.3以上，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仅仅是1.38。即使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说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是1.46。中国纵然达到1.46的最高计划生育理论生育率，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这怎么保证儒家文明的继续存在、三大文明的三足鼎立、人类文明的健康强劲发展和人类各文明的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如果儒家文明大衰落，如果失去儒家文明对世界文明体系的支持，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许将陷入持久的冲突而难以自拔，所以儒家文明的衰落很可能导致人类文明陷入持久的冲突与灾难！

二十、现行人口政策违反基本国策精神和党的科学发展观。

所谓计划生育，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控人口发展，与无计划的人口发展相对应。既然是计划，它既可以是计划增加，也可以是计划减少；既可以是鼓励少生，也可以是鼓励多生。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其宗旨是使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使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比如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简单的说，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最基本的内涵和最核心的使命。但是到了制定人口政策和相关部门的具体政策及执行却严重走了样，不仅破坏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形象，糟蹋了许多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恶化了干群关系，还让党和政府为他们的恶劣行为背黑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但党中央国务院是明文规定不准这样做的。为什么这样走形了呢？因为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就可以让计生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利益，比如罢官和撤销国家饭碗的巨大权力，巨额罚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半月谈2009年第8期就报道了一名乡干部自曝地方计生成为当地最油水最风光最想进的政府部门。由此，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甚至置民族与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千方百计的维护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越是强制，规定生的越少，越是违背人民的生育愿望，他们的实际权力就越大，利益也就越多，否则他们就没有这些巨大权力和利益，所以他们就提倡和支持一胎政策。这就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诞生与维持的权力——利益机制所在，也是计生人员当初鼓吹要强制计划生育与一胎政策的重要原因，很可能当初他们这么做就是为自己扩张权力而不是他们所说的种种“好处”，因为这些所谓的“好处”基本上都是骗人的谬论。

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某一个时期的人口政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实施内容，但不等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本身，它要随着具体社会条件的变化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与时俱进的调整。所以，鼓励少生不是基本国策，具体人口政策不是基本国策，强制计划生育不是基本国策，当前人口政策也不是基本国策，一胎政策本更不是基本国策，否则那就是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曲解或误解。而讨论当前人口政策是否还适宜、是否放开生育或放开二胎、是否鼓励生育，都不能阻止或盖上反对基本国策的帽子，因为这本身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内涵和党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人提出的内在要求。当条件变了，由多生变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变成低生育率，这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内在的要求调整具体的人口政策，否则就违反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党的宗旨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无论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还是近几年人口抽查客观数据显示的1.3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这皆不是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按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宗旨、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要求，中国不应该再实施一胎政策，而现在更应该鼓励生育——现行人口政策违反了基本国策的宗旨和党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但现实中，既得利益集团不但不提鼓励生育的事，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民族未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千方百计的维护一胎政策。显然，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来讲，现行的人口政策、相关部门和人口专家中的一些人员一直在违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党的宗旨和科学发展观！

现在谈什么已为时已晚，中国已经走在亡国灭种的单行道上，君不见那司机，正加足马力，义无反顾的向万丈悬崖开去。

引用第6楼蓝箭俱乐部于2011-07-13 08:30发表的 :
1、人口最多还逐步放开二胎？
2、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广东不存在人口结构上的问题吧！
3、如果试点，是针对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针对户籍人口则显失公平，针对常住人口又容易导致广东成为“超生游击队”的避风港。
因此，广东这样的地方应该执行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就是本人的质疑和想法。

如果你想为“计划生育事业”做贡献，请先“自宫”，还不够，可以考虑安乐死。

我们浙江（温州除外）计划生育比广东严，更有资格申请试点啊，浙江也要

我的伙伴001号。

山西翼城“二胎”试点成功之后，再来个“单独二胎”试点，完全是在开政治玩笑。
一个250试过喝二瓶啤酒不醉，再试试喝一瓶半会不会醉？

引用第21楼qlm223于2011-07-14 20:13发表的  :
我们浙江（温州除外）计划生育比广东严，更有资格申请试点啊，浙江也要

一个温州就足以堵了试点之路！！！

引用第24楼外星来客于2011-07-15 16:28发表的  :
一个温州就足以堵了试点之路！！！

那就选几个人口不是很多的市县进行试点，这总不碍温州什么事了吧，直接由当地政府像省政府申报，省政府转报给国务院

引用第25楼qlm223于2011-07-15 17:32发表的  :
那就选几个人口不是很多的市县进行试点，这总不碍温州什么事了吧，直接由当地政府像省政府申报，省政府转报给国务院

这样好！

广东人是出了名的爱生孩子，计划生育工作一直在经济较好的省份中稳居倒一

引用第23楼阿蚌于2011-07-15 15:44发表的  :
山西翼城“二胎”试点成功之后，再来个“单独二胎”试点，完全是在开政治玩笑。
一个250试过喝二瓶啤酒不醉，再试试喝一瓶半会不会醉？

一个县试点并不能代表什么成功或失败，广东人口的快速增长难道又能证明什么？

而且如果按反对计生人士所言，中国是普遍独生子女的现状，那么单独可生二胎，也就是普遍可生二胎了

再说凡事可渐进，“只可生一胎”执行二十年便放宽到“双独可生二胎”，双独可生二胎执行十年后便可放宽到“单独可生二胎”，单独可生二胎再执行五年就应放宽到“可生二胎”了

人口数量与结构之间内在相克的关系，让人口政策的调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放开二胎，从长期来看，确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长时间承受一个庞大的人口体量；而坚持现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快速驶入老龄化。




1982年，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在家中吃饭的一家人。摄影/FOTOE 李江树

    二胎的官方路线图

基于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内在矛盾，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可能是一个“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到底哪个“轻”，则取决于决策者如何看待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本刊记者/韩永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十二五”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描述中，翟振武贡献了关键的一个词。

“现在的说法是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原来说的是‘调整’，这是我给改的。‘调整’含有对原来否定的意思，‘完善’是说让政策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翟振武说。

“这个‘完善’主要说的是放开。”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决定将这一说法写入“十二五”规划时起，人口政策的调整就已经进入中央层面的考量。

今年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翟振武的另一身份，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该学会的会长，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任主任张维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翟振武说，人口政策的完善势在必行。对于今年将开始“单独二胎”试点的传言，他说：“(试点)是这个月还是下个月，今年年末和明年年初，有什么区别？”

地方的准备工作正在悄悄进行。复旦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市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待中央一声令下，马上投入试点。

失信的数据

中央的这个“令”，按照传说中的计划，本应在今年下达。

国家计生委一位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流传的 “单独二胎”试点“三步走”计划基本属实，即在“六普”结束后，在2011年放开第一批试点，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将在“十二五”期间相继展开。“但‘六普’打断了这一进程。‘六普’数据出来后，对它的争论又花了一些时间。最主要的争论，是对它的不信任。”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六普”的数据往前推，可以算出中国过去15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5左右。“如果真是这么低，就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和英国、法国一样低了。那就不是要不要调整(生育政策)的事，而是马上要调整。”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透露的情况是，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后，他依据“六普”的原始数据，推算过去10年的生育率，得出的结果是1.4多。“最高的是2000年，1.49；最低的是2001年和2003年，1.37；2010年是1.41。”“根据现有公布的人口总量和结构数据，推算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并不困难。”

但和过去每一次普查数据的遭遇一样，“六普”数据也遭遇了信任危机。焦点还是出生人口的漏报率。“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中国0～14岁的人口是2.58亿，占总人口的18%以上，‘六普’说是2.22亿，一年就减少了3600万？”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了他的质疑。

一位参与“六普”数据调查的北京某街道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依自己参与这项工作的体会，确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六普”数据的准确性。“人口普查员多是社区的楼长或居民代表，有的年龄偏大，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会漏问一些信息，不好意思再问，就会自己编；有的户去了几次没人，失去耐心，就会照抄派出所提供的户主姓名底册，不够的信息就编。”

这些收集上来的信息，又可能在上报的过程中走样。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普查经费的发放标准，通常以被调查对象的数量为准，这给了基层组织者修改数据以换取更多经费的动机。

对地方政府的人口考核指标，是另一个影响数据如实上报的因素。《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些地方的普查数据，正好“卡”在上级为其制定的人口指标上。“五普”时，全国总人口比地方上报的人口之和多出了2072万人。

基于以上考虑，每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除了原始数据，还会有一个修正数据。修正的过程通常会参考能提供辅证的其他数据，比如小学入学率等。由于数据之间缺少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一过程常伴有一些人为的估计。比如“五普”的原始生育率为1.22，但官方承认的数字为“十五”期间的1.8左右，“十一五”期间1.7左右，现在是1.65左右。

与原始数据一样，修正数据同样不足以服众。北京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在出生人口的修正上，他认为有点调得过头了。“老怕出生漏报严重，怕调不到位。以前修正的比例高达25%～30%，现在幅度有所下降，也有10%左右。”

原始数据和修正数据，让中国的人口数据陷入了一个“罗生门”。“现在没人能说得清楚中国的生育率。说高了有人不同意，说低了也有人不同意。而社会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模型的计算得出一个确定的数字。”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说。

然而“六普”的数据分歧，远不如“五普”激烈，“对生育率的分歧，就在1.4～1.8之间，这不影响对人口形势做出大的判断，”上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国家经过修正公布的1.6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学术圈也大体上能够接受。”

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为1.63。“我觉得中国的人口顶峰不会超过15亿，放开的思路是没错的。”

　数量与结构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路，业内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直接放开二胎；二是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一道卡；三是完全放开。基于风险控制和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对于在二胎放开之前是否还要再设一道卡的问题，涉及到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在决策者心目中的排序，以及对民众真实生育意愿的判断。

多位受访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生育政策要放开的一个核心逻辑，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加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出生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在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则相继进入老年期，这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会让尚未富裕起来、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国难以承受。而放松人口政策，让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劳动人口在将来不至于下降到可怜的比例。

但也有人认为，这一逻辑不能成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放松人口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从现在开始放开二胎，到中国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时候，可以缓解两到三个百分点。比如从28%下降到25%或26%。”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的测算也不乐观。他说，现在不管生育政策如何放开，民众的生育意愿也很难到达2。“如果政策放开后，生育率能够达到1.8的话，未来50年(中国的老龄化)最多降一个百分点多一些。但是有什么意义？还是个高度老龄化。”根据他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34%。

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一方面，上述观点似是而非，另外，也不能因放开对老龄化收效甚微就弃之不用。“关键是你是要看50年呢，还是要看200年？”2004年，原新曾借助联合国对未来世界人口预测的模型，对中国的人口形势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测：若中国一直保持1.5的总和生育率，300年后，中国的人口总数将是0.75亿。

但这些只是对未来的预测，而决策者更愿意看到现实。从现实来说，中国至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感受到劳动力的短缺。“六普”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15～64岁的人口为9.39亿。“这个数字能维持到2011～2012年，然后开始减少。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劳动人口增长的过程要缓慢。”原新说。

结构的威胁远在天外，数量的威胁却近在眼前。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说，决策者视野所能看到的，还是一个拥挤的中国：城市里拥挤的交通，农民工春节返乡的艰辛，大量难以就业的大学生，能源的大量进口，种种数据显示，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压力。“有人说，未来50年，人口的结构矛盾将替代数量矛盾，我不同意。”原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还将在14亿上下。数量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

数量与结构之间内在相克的关系，让人口政策的调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放开二胎，从长期来看，确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长时间承受一个庞大的人口体量；而坚持现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快速驶入老龄化。

原新说，作为人口学者，这是他经常的矛盾所在：“数量与结构之间，不存在‘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可能性，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哪个更“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说，若目前放开二胎，中国的人口总量不会超过15亿；若今后仍坚持长期不放开二胎，老龄化将是目前的3倍以上。“哪个是中国难以承受的？肯定是后者。因为前者我们已经走过来了，但后者还不知道怎么走。”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结构与其任期几乎毫无关系。而从现实来说，政策放开还需要考量的另外一个压力是：若直接放开二胎，会有多少此前被抑制的生育意愿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统计难题，它会因选择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又会因受访人的种种顾虑而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

在定量遇阻的情况下，有人试图借助于定性分析。多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正在消解生儿育女的传统功能。“养老逐渐被社保所取代，劳力逐渐被机械所取代，宗族的影响力逐渐被经济的影响力取代。在‘产出’递减的同时，‘投入’却逐渐增加，生儿育女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它越来越成为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经济的发展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按中国现在的经济、教育等影响生育水平因素的考量，中国目前的生育意愿起码是2.4个。而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3个。”

超生是决策者的另一个顾虑。“如果我说放‘双独’(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可能很多人‘单独’都放了；我说放‘单独’，很多人可能把二胎都生了。如果我放二胎，可能都不止二胎了。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决策者会把政策制定得紧一点，加上一点超生，正好达到我的目标。”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上述逻辑下，生育政策的放开注定要采取一种“保守疗法”：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置一道“关卡”。

方案的博弈

这道“关卡”怎么设？翟振武说，这种设置既要考虑不造成拥挤效应，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领衔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为期约15年的“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调整方案。分为两步：第一步：从2005年开始，允许夫妇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第二步：在第一步顺利实施的基础上，从2010年起进一步过渡到每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为了避免在短期内可能的“出生堆积”现象，方案建议，首先允许35岁以上已婚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后每年降低1岁，直到2020年全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该方案的第一步，大体就是目前待产的“单独二胎”方案的雏形；但方案的第二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翟振武说，以年龄作为生育的门槛，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容易造成拥挤效应。“谁到了这个年龄，谁就会抢着生，拥挤在所难免。”二、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有的人过了35岁还能生，有的过了35就生不了了。”

相比之下，“单独”就没有明显的缺陷。“‘单独’是一个婚姻的类别。不管你多少岁，只要属于这个类别，就可以生。所以你不着急，不用在那儿抢。”

翟振武说，这也能保持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以前有个‘双独’，放了一部分人，但是极少；现在‘单独’放了，覆盖了前一个类别；以后全面放开时，就剩下一部分人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后一类要覆盖前一类，我们把这个叫‘浸润式’的过程，是个‘无缝链接’。”

翟振武说，“单独”方案的论证，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要考虑政治、行政能力、全国地域差异、政策的衔接、拥挤效应、目标总量等，很多东西要考虑。还要去测算，左一方案右一方案。对真实情况还要有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说民众的生育意愿很低，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城市里想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是52%～56%。”

这次政策调整，正好赶上中国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如何错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翟振武说，这次高峰会在2011年到2012年达到顶峰。

对于断断续续释放的试点省份传闻，翟振武说，其实对于国家来说，先放哪个省，后放哪个省，对全国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全国的问题只是我不要‘一刀切’，要分批放。但在批里面，谁在第一批，谁在第二批，对全国无所谓。它不取决于各省的论证报告，而取决于决策者的报告。”

按照原新的说法，调不调整生育政策，哪个省调整，是中央说了算，不是国家人口计生委说了算。至于政策怎么调，则由各省人大修改本省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条例》能不能在人大通过，还很难说”。

(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待产的中国“二胎”
2011-09-24 05:22:23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有6133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12)
中国应当对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调整的呼声遍及舆论界，今年7月广东提出的“单独二胎”试点申请则又掀起一轮小高潮。第一个公开提出“单独二胎”省级试点的申请，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逻辑，是否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吗？




2010年8月，福建福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婴儿游泳馆，护师在给新生婴儿按摩。摄影/ 柳涛


二胎待产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中国应当对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调整的呼声遍及舆论界，今年7月广东提出的“单独二胎”试点申请则又掀起一轮小高潮。

从一个省的执政层来说，一个在过去10年人口增长率为全国三倍的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第一个公开提出“单独二胎”省级试点的申请，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逻辑？

而从全国的决策层来看，今天中国的人口形势正在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人口体量依然庞大，但结构已然老化，且两者内在相克。中国是该坚持现有政策，伴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快速进入老龄化，还是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以人口数量为代价开始结构的优化？

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二胎试点的经验，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吗？

人口第一大省的二胎逻辑

广东在1997年之前执行的人口政策较为宽松，在导致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却也使独生子女的比例降低。这反而成为其申请“单独”试点的优势

本刊记者/韩永 文/王秋思

2011年7月10日，广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枫对媒体宣告：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自那之后，张枫就“不给讲话”了。

在8月22日回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短信中，他说：“现在不给讲了，请理解。”在9月6日的短信中，他说：“实在不能多说，请多多谅解。”

在上述采访中，这位广东省计生委主任提到该省已经申请“单独二胎”试点，“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广东省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郑梓桢说，张枫的上述表态，等于将试点的皮球踢给了国家计生委。“如果批了，是你向中央要的。如果不批，责任在中央。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策略。”

中国人口学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此的反应是：“从国家层面说，哪有底下(这样)要求的？你不干扰我工作嘛！你可以内部要求，哪能把这事捅到报纸上？明显是在施加压力嘛。”“再说，真正要试点，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你现在生育水平比较低，也比较稳定。广东是长期稳定在低水平吗？不是。你还没降下来，试什么点！”

“反常”的申请

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份，张枫就已经“泄露天机”。当时他在一次“性与优生研讨会”上说，广东正积极向国家争取“单独二胎”试点。

所谓“单独二胎”，指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二胎。此前，中国允许生二胎的政策边界，除了农村家庭初生为女孩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外，是“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即“双独”。

在张枫表态之前，还有一次被视为更高层次的争取。今年2月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会见来访的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时，提出希望给广东先行先试的支持。这次被视为为“单独”试点打了“提前量”的争取，事实上有些被断章取义：汪洋所说的“先行先试”，有个定语，即在“区域‘一盘棋’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支持广东先行先试”，这是一个有关管理与服务的话题，几乎不涉及二胎政策的调整。

广东申请“单独二胎”试点，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除了二胎放开话题本身的热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为规避放开可能导致的集中出生，试点通常都会安排在出生率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广东省在过去10年的平均出生率为1.9%，比全国的平均水平0.57%高出3倍多。正是凭借这种高速的增长，广东省在过去的10年超过河南、山东，成为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总人口达到1.04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枫将广东省荣膺人口第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人口统计方式的变化。“10年前对常住人口的统计方式，主要是户籍人口，10年后，则把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都登记为常住人口。而广东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1/3。”

但广东省社科院人口所前所长郑梓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就算刨除外来人口因素，广东省的人口增长率也不低。该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广东省的户籍人口从7473万增加到8500万，增长了1027万；而在过去10年，中国总人口的增长量为7390万。“也就是说，广东省户籍人口的增长量，占了全国总增长量的近七分之一。”

郑梓桢说，这种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单独二胎”放开后的风险评估会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计生政策调整，只对户籍人口适用。”

一位参与广东省“单独二胎”论证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申请“单独”试点，更多是一种表态的性质，其实质意义不大。“本来，广东省一开始做的是‘十二五’人口形势的论证。‘单独二胎’并不在论证的范围内。后来有一次开研讨会，大家说起这事，说报纸上已经开始提了。张枫说这个问题你们论证一下，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大的政策举措。这是在今年年初。”

此间，有关“单独二胎”试点的消息开始流向民间。在盛传的第一批试点名单中，广东未在其中。“按照一般的逻辑，没有进入名单的才会大喊大叫，真正进入名单的都默不做声。”这位学者说。

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丘海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广东的表态，有民意的压力在里面。“这与广东省特殊的政治生态有关。在这里，政府有点怕老百姓。”

2011年全国两会，广东籍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连续第二年提交要求放开二胎的提案。这位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说，由于出生人口减少，现在很多学校不得不合并，或者撤销。

广东“十二五”人口形势论证的总负责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广东的此番表态，除了是对民意的回应外，还向中央主管部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我愿意试点，并且有足够的把控能力，“这会为其在试点的争取中赢得加分”；二、我也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虽然广东省在人口总量上冠帔在身，(但是)其独生子女的数量并不多，处于二胎育龄期的独生子女的数量就更少。”

二胎“试验田”

广东“单独二胎”论证的参与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考量“单独二胎”放开可能产生的人口增长风险，就要看其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的规模。“城市妇女的初育年龄一般要二十八九岁。加上两个孩子出生之间的合理间隔，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合理年龄应该是三十一岁左右。”这样推下来，如果2011年放开“单独二胎”试点，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应该出生在1980年前后。“看这一政策是否会造成‘出生堆积’，就要看出生在这一时期的独生子女的规模有多大。”

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1980年前后中国和广东在人口问题上的大背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这是中国计划生育的纲领性文件。接下来的近4年时间里，这一“提倡”事实上演变成了强制。这封没有对城乡区别对待的《公开信》，事实上将中国带入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准一胎化”时期。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计划生育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1980年2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个《条例》里，二胎并没有被严格限制。《条例》中不仅有对在其颁布之前生育二胎的奖励规定，对于超生费的收取，也只将对象限制在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者，以及生第二个子女和第一个子女之间间隔不足四年者。

1986年，广东省对上述《条例》进行修改，在将城里人政策收紧为“一胎化”的同时，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

在举国收紧的大背景下，广东省之所以能保持一方宽松的环境，既与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有关，也与当政者的观念有关。任仲夷在1980年11月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之前，时任副总理万里给了他一个“尚方宝剑”：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而任仲夷本人对于人口问题，也有不同于彼时官方主流的理解。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解放思想，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广东省的经济建设，依靠大量有海外背景的投资。宽松的人口政策，是其投资环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丘海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广东省的计划生育中，一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私企老板。

广东省本地文化对男孩的强烈偏好，在“官弱民强”的政治生态下，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让计划生育政策在当地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彭希哲说，这种偏好，一方面与当地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沿袭多年的宗族观念有关。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偏好会转化为较高的生育率，在政策收紧时，它又异化为严重偏高的出生性别比。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如此总结：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在1997年之前，广东省实际上执行的是“城市一胎、农村二胎”的政策，广东也因此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二胎试验田”。

相对数量偏少的“单独”

这个“二胎试验田”里产出的独生子女数量，事实上可以通过几个数字大体推算出来：假设当时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农村生二胎、城市生一胎”，则城市出生人口在总出生人口中的比例，大体相当于其城市化水平的二分之一。1980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总量为118.31万人，当年的城市化率为17.4%，城市的新出生人口数量=118.31×17.4%×1/2=10.28(万人)。这个数字可被大体视为广东省当年出生的独生子女总数。

这一数字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2005年独生子女的数量往前推，1980年全国出生的独生子女数为275万。广东省在其中占比3.6%。这比同期广东总人口在全国的占比低了2.2%左右。

为了看得更直观，还可拿在人口总量上与广东相差不大的江苏省做一对比。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的人口总量为59299220人，江苏则为60521114人。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润龙的研究，江苏省1980年独生子女的规模约为89万人。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广东和江苏同时在2011年放开“单独”，江苏省的人口增长量可能为广东的8倍多。

与广东相反，江苏省是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厉的地区之一。在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将农村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一胎半”的时候，江苏仍然坚持原有的一胎政策，是全国固守此政策的两个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四川省)。另外，该省也是进入“单独”试点呼声最高的省份之一。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独生子女的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位，广东在全国的排名比较靠后，“在20位左右”。

在确定要进行“单独”论证后，张枫找到了4个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彭希哲说，课题组最终的论证结果是，广东省放开“单独”二胎，将为其带来最多十几万人的增长，而在非拥挤年份，这个数量只有几万人。

这个增长的数字，或许会有些偏差，因为计算的过程建立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上。比如生育意愿，真实的生育意愿很难获得，就只有多设置几个参数。翟振武说，对于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他的团队就在0.5～0.8之间引入了多个参数，得出了多个结果。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广东省育龄期独生子女的数量在全国的排名偏后，但并不构成其优先试点的充分条件。“观察这个事有两个角度：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广东试点的紧迫性不如上海、北京；如果不做比较，只看广东本身的情况，它(人口政策)就应该动。”

张枫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放开“单独”可能造成的人口增长，广东省可以承受。“目前广东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2.1个被认为是合理水平，即更替水平)在1.7左右，已经连续十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我认为在1.8～2.1之间是最好的。太低了，不符合发展需要。”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对于广东省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是：“十二五”放开“单独”，“十三五”搞城乡一体化。“‘一个好，两个妙，三个地球受不了。’我相信，我的观点能够被大多数老百姓接受。”

纠偏性别比

课题组的研究还发现，放开“单独”对广东性别比和老龄化的影响，短期内效果不彰，要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观察，才见成效。

性别比失衡一直是广东久治不愈的顽疾。五普时，广东省的性别比高达100：130(女性为100)，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1988年从广东分出去的海南省。2010年，该省的性比别降到100：109，而出生人口正常的性别比范围，在103～107之间。

翟振武说，放开“单独”对性别比纠偏的作用有限，因为广东的独生子女主要在城市，而性别比的失衡主要在农村。

这一状况早已有之。在1941～2000年间，广东省的性别比只有3年在正常的范围内，没有1年低于106。

按中山大学人口所所长李若建的研究，计生政策与性别比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在相对宽松的政策下，民众通过数量选择性别；而在数量的空间被压缩后，就异化为通过质量来选择性别(即抛弃女婴)。1997年广东省计生政策收紧后，1998年，广东省的性别比就突破了130。

在2005～2007年间，人口学者宋健、刘爽、王金营、江立华分别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4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执行较为宽松人口政策的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4个试点城市的性别比更为正常，且“越来越正常”。

受访专家说，这表明性别比的变化确与人口政策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人口政策越宽松，性别比越趋于正常。

难撼老龄化？

“单独”放开对于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影响，也要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短期来看，放开“单独”对广东的人口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个计算思路，以证明想通过二胎政策的放松来改善老龄化，根本是一厢情愿：2010年，广东省人口1.04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703万人，占6.75%(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数量/人口总量)。如果想降低一个百分点，需要做什么？这703万你不能动，因为那是已经生下来的，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那拨人活剩下的。你只能动分母。分母要加进去1770万人，老龄化才能降一个百分点。而广东户籍人口一年才出生100万！

但是，如果这个1770万分10年加，一年就只需177万人，如果分20年加，一年只需88.5万人。“所以老龄化问题，要放在一个超长的周期当中看。”原新说。

翟振武说，如果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到2030年，广东的老龄化可能会降低两到三个百分点。而只放开“单独”，对老龄化的缓解就要小很多。

“六普”数据显示，广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75%，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12%。这种较为年轻人口结构的很大一个因素，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广东2100多万外省流入的人口中，90%以上是15～64岁的劳动人口。如果刨除外来人口，广东省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则为8.98%，比全国的平均数据高出0.11个百分点。

广东省老龄委在今年6月份发布了一份《广东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在以后的几十年，广东省将以年均接近3%的速度进入老龄化，并于2048年达到高峰。届时广东的老龄化程度将达23.84%，是国际标准的两倍多。届时，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目前的3倍。

抚养比的变化，最终会投射在经济发展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在1982～2000年期间，中国总抚养比的下降，推动了人均GDP上升了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左右。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正是他的担心所在。“如果劳动力人口比例小，创造的财富就会少。为什么欧洲现在延长退休年龄？就是为了增加劳动人口比例。”

丘海雄则指出，随着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相比沿海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向内地转移。这是一个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

对于外来人口出走所留下的巨大缺口，彭希哲提出广东省有两个途径加以弥补：一是增加本地户籍劳动力的供应，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血脉；二是产业转型。这两者与计生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前者需要放松农村的计生政策，以增加体力劳动者的供应；后者则需要放松城市的政策，以增加脑力劳动者的供应。

“要考虑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主要还是看它的户籍人口，”彭希哲说：“广东现在是1亿400万人，以后要发展到1亿2000万。与其让外地人进来，还不如自己生出来。对广东来说，总归我要提供1亿2000万人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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