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是
中国区划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时期，
政区的
城市化或者说“市”化是主旋律。虽然说过程有点曲折反复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上还是有“章”可循——跟国家领导人的换届变换所带来的政策
变化息息相关。比如：
82年的十二大，正式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在区划调整中，“县改市”和“市管县”等术语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潮流现象。反映在具体的区划调整上，改市的县基本上是一方政治或
经济中心，管县的市也大多是一省区域中心城市，比较而言，可谓实至名归。而且，在城市市辖区的范围划分和设置上，城郊分明。于统计上也少有概念上的混淆不清。
92年至02年，是政区“市”化的高潮时期，其中又以97年的十五大为分水岭，之前的江李
体制时期，政区的“市”化尤其是县改市现象演绎了“最后的疯狂”，市管县体制全面推广，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是其颠峰的标志；另外，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还实行了名为精简实为机构扩充的撤区并乡，直接导致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恶化。之后的江朱体制时期，势头虽然有所遏制，但政区的“市”化所带来的机构扩编现象已经犹如脱缰的野马，县改市虽然全面叫停，县（市）改区现象开始成为潮流，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其他省区，“地区”基本被消灭，而且地市合并不再是之前如河北那样简单的合并，而是撤一设一，如广西南宁、柳州，不仅仅如此，还凭空增设了中卫、随州等地级市。
02十六大胡温体制的确立，政区“市”化所带来的机构膨胀现象才至少从纸面上得到遏制：撤并成了区划调整的主旋律，除了一个既是特例也是孤例的三沙市，没有增加任何地级
行政机构，不仅仅如此，也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第一次，有了管县的地级巢湖市被撤消这一划时代的举措；伴随农村税费改革的乡镇机构裁并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虽然，我们还不能预测十八大确立的习立体制给区划改革可能带来的变化，但可以肯定，不可能“萧规曹随”，而会有所“创新”。毕竟，相对于属于改革“深水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区划体制的改革或改良的难度和风险要低得多，而且也是改革的标榜之一，更何况，当今中国，行政机构膨胀以及经济和
城市化大跃进现象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是下届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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