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医疗专列驶向遗落之地
撰文：乔舒亚·亚法 JOSHUA YAFFA
摄影：威廉·丹尼尔斯 WILLIAM DANIELS
翻译：刘珺
华夏地理 2015年1期
伤病者等候在火车经过的每一个站台。哈尼，一个嵌入外兴安岭的雪峰之间、有742位居民的村庄，患者纷纷从混凝土楼房中冒出，沿着铁轨汇聚。他们都是来求医问药的：一名男子醉酒后跌下楼梯，两只脚踝都摔断了；来自村里唯一学校的教师带着14岁的女儿求复查，女孩一个月前患阑尾炎病倒，但运气算是相当不错，搭上了一列货车，经过难捱的三小时车程后，在恰拉做了阑尾切除。
这些患者，以及其他各地的病患，都在等候登上“马特维·穆德罗夫号”医疗列车。它是哈尼村的主要生命线——一列配备基本设施的移动诊所，有数间检查室以及12～15名医生。列车由俄罗斯国家铁路局营运，其名号是为了纪念一位19世纪的医生、俄罗斯医疗系统建立之初的重要人物。它驶过一个又一个村镇，在每站停留一天为患者看病，然后继续沿着横跨俄罗斯远东
地区、绵延数千公里的铁路行驶。
从很多方面来说，哈尼都是这条铁路沿线村镇的典型：粗糙的石砌广场，其外由千篇一律的五层居民楼重重围绕，就构成了
中心区域，看起来非常萧索。这里没有专门的外科医生或其他分科的专家，只有一个小小的门诊，配备着苏联时代的器械和一位牙医出身的全科医生。对许多人来说，马特维·穆德罗夫号列车是他们获取专家诊治的唯一渠道。
下午，我与哈尼唯一的警察尼古拉·科列斯尼克一同散步。他29岁，有着孩子般的润泽面色和金灿灿的头发。他去年冬天才来到这里，而在此之前的六年中，村里完全没有警察
管理。他仅有的一双警靴刚过一个月就穿烂了，而方圆多少里都没有一家成衣店，不得不乘20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地区首府购买新鞋。
跟哈尼的偏僻位置对警务工作造成的影响相比，上面的烦恼微不足道。村里没有监狱，意味着他没法逮捕情节严重的罪犯。他甚至无法执行醉驾禁令——没有酒精测试仪，更没有医务人员能做出法律认可的分析鉴定。没有太平间，甚至找不到有资格签署死亡证明的医生。死尸被停放在铁路旁边的一间旧砖房里，等待病理专家乘火车前来处理。
但科列斯尼克仍坚称在这里过得很惬意。生活更单纯，人们更友好，连工作也伴着平静的节奏。他喜欢当地人，而从他到处走动时受到的友善招呼来判断，人们也喜欢他。
可惜没有多少人和他有一样的心意。三天前，科列斯尼克的女朋友带着他们七岁大的女儿离开了。“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到这里。”她对他说。
马特维·穆德罗夫号列车在贝加尔-阿穆尔主干线（贝阿干线）上为数十个与哈尼类似的村镇服务。这条铁路线从贝加尔湖一路延伸至阿穆尔河（即
黑龙江），全长4300公里，与名气较大的跨西伯利亚铁路平行，位置比后者偏北约650公里。这条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铁路，是前苏联的最后一项宏大建设工程——也就是说，和它之前那些工程一样，旨在表现人对天地的征服，靠着苏联工程师的高超技艺和苏联
人民的钢铁意志而得以实现。它的兴建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为了展露当局的大气魄和救世情结。
前苏联领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将修建贝阿干线的担子大部分交给了共青团，青年们便以蓬勃的激情倾注其中。1974～1984年间，有50万人参与了此次铁路建设。在林莽间、木营房中入眠的浪漫令他们神往，而高达苏联平均工资三倍的薪金也颇具诱惑。许多工人甚至得到这样的承诺：在贝阿干线上工作三年，就可获得一辆新车的购买指标，这在当时几乎是神话般的奢侈。
拓荒者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英勇奋战的终结就在几年之后。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建设、维护贝阿干线的资源和热情也随之枯竭。到90年代中期，驻扎在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人陷入酗酒、贫穷和孤立等困局。许多人离开了，留下的人们在严酷环境中变老。冬季气温常能降到零下50度，适于汽车行驶的道路极少，进出的主要通道是铁路。沿贝阿干线分布的村镇如海中群岛，一座座渺小而避世的岛屿点缀在漠漠荒原之中。孤绝若此，可靠的医疗服务自然十分有限。
马特维·穆德罗夫号连进行微创治疗的设施都不具备，更不用说动手术了，医生们只能做出诊断，推荐疗程。但对于贝阿铁路沿线的居民来说，医疗列车是他们与国家其他地区接触的极少数途径之一。（当地人把俄罗斯其他地区统称为“陆地上”。）医疗专列是一种标志，说明俄罗斯还知道他们的存在，还记得他们，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在乎他们的死活。
别尔卡基特镇由几条街道和一排排居民楼构成。建筑的墙漆早已褪色，地基也摇摇欲坠，时刻有陷入潮湿的永冻土中的危险。这座小镇作为贝阿干线的中转枢纽兴建于70年代中期，曾是多达9000人的家园，现在的
人口还不到一半。早上9点左右，马特维·穆德罗夫号列车上的医生开始看病时，一条长队已沿着铁道排起。
这是从西伯利亚的“马特维·穆德罗夫号”医疗列车后窗看到的景象。列车短暂停驻在名叫基耐的小村，诊治当地患者
医护人员为38岁的娜杰日达·盖斯科维奇做脑电图扫描。她十年前在冰面上滑倒受伤，现在仍需定期检查脑部。
马特维· 穆德罗夫号驶入名叫“崆”（原文意为“雪谷”）的小村。村中没有自来水，只剩几户人家。
八岁的丽莎·巴扎诺娃在等待体检结果。连这名一年级小学生也抱怨村子里缺乏像样的医疗服务。
45岁的截瘫患者阿历贝特·波波夫得到罕有的待遇，由马特维·穆德罗夫号上的外科医师上门诊治，之后才得以重拾荒废了一年的复健训练。
“要是得了阑尾炎，就直接进墓地算了。”家住博隆的弗拉基米尔·彼得连科（右）说。他如果要看急诊，需要进行复杂的火车、汽车换乘，到很远的城镇去。
耐心等待的患者中包括61岁的米哈伊尔·兹达诺维奇，他宽阔的脸盘上皮肉隆起，泛着红光，肩关节脱臼的右臂用布带吊着。他正等着去1600公里外的哈巴罗夫斯克做手术，还得等好几个月才能轮到他。他想询问医生自己在这期间应否继续工作。
兹达诺维奇告诉我，他1976年刚从苏联军队退役时被派到贝阿干线。那时的别尔卡基特是个小小定居点，只有百来个年轻人，大家都住在匆忙搭建的宿舍中。“只有一条路——人们管它叫路，但其实根本算不上。”他说。生活很艰苦，但也单纯有趣。在严寒中工作十分吃力，但晚间聚会上的白兰地和苏联香槟使一切变得可以承受。学校里，孩子们的午餐是抹着厚厚鱼子酱的面包；镇上仅有的几家店铺里摆着几乎闻所未闻的高级货，例如日本衣物和匈牙利果酱，都是国家为了慰劳工人而花了大价钱输入的。一年后，兹达诺维奇与一位在面包店里工作的女子相识，她成了他的妻子。
现在他是当地车站的修理工。三年前他在将一节车厢推入轨道时肩膀脱臼，铁路局的上司劝他回家休息，但不发工伤报告。从那以后，他一直拖着几乎无法活动的疼痛肩膀，居然也不以为意，或者至少没有烦恼到要动身坐长途火车去正规医院治疗的地步。
国家铁路局差不多是贝阿线上唯一的就业单位，它为依干线而居的人们维护铁道——他们没有其他的
交通方式。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生活面貌与苏联走向没落的年代十分相似。
时下莫斯科以石油产业推动的大兴土木的热潮与这里完全搭不上关系。镇上20年来没有出现过新的购物中心、高层住宅或影院。而且，不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好处没有到来，前苏联系统提供的诸多福利——包括由国家补贴的黑海度假——却消失了。兹达诺维奇套用一句俄国俗话说：“现在我们就算给人当辣根下饭都被嫌弃啊。”
兹达诺维奇刚走进外科医师叶连娜·米罗什尼琴科在列车上的办公室，对方就高声叫道：“喔，米哈伊尔，我一早就听出来是你！”他将伤臂的吊带取下，让她检查肩膀。上司本应把他调到技术岗位上去，却仍在支使他干铁道上的重体力活。“我根本干不了，但他们不在乎。”他说。他问米罗什尼琴科，是否需要使点钱，以便在等待手术的名单里往前挪动些。她说多半不用，并帮他写了封证明信，说明他在这期间不适合体力劳动。他出来的时候很高兴，几分钟后又回到车上，带着刚出炉的卷心菜馅饼和一玻璃罐羊奶。“拿着嘛。”他坚持道。米罗什尼琴科说，为贝阿线上的村镇行医多年后，“不止跟人熟，跟狗都混熟了。”
第二天，火车停驻在佐洛京卡开诊。这是一个建在山包上的小村，居民楼区的公寓有半数空着。自从火车站售票处在2012年关闭，佐洛京卡与外界更加隔绝。现在想要乘坐贝阿干线列车的居民得在土路上开70公里车，去涅留恩格里买票；到哪里去都要大费周章，因此人们尽量不出门。列车旁，大家开始扎堆吐槽出行不便的郁闷，一人凑过来向我说：“要是苏联再多扛两年，咱的柏油路就一直铺到涅留恩格里了！”
过几节车厢，在列车的化验室附近，我见到一个穿粉红上衣、梳着长长金色发辫的小姑娘在走廊上踱步，等候自己的母亲。她名叫阿尼娅，在上七年级，班上只有两个学生。“只有我和安德烈，干脆跟你说吧，他是个混球。”阿尼娅对我说，她喜欢大
城市，尽管她到过的最大城市只是布拉戈维申斯克——中俄边境的一座20万人口的地方枢纽，“我已经告诉妈妈，一毕业就搬到莫斯科去。”在她的想象中，首都拥有“巨大、开阔的广场，有许多景点可以拍照，塔楼上悬着大钟。”也说不定会搬去伦敦，因为“那里也有座悬挂大钟的高塔”。
那天下午，我在操场上又碰到了阿尼娅和她的几个朋友。那里是他们在佐洛京卡的唯一娱乐场所。我随他们一起走上山坡，来到一座废弃的白砖营房。孩子们爬上腐朽的楼梯，跳过地上的碎玻璃，尖叫飞跑捉迷藏。几分钟后，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跑上来，向孩子们叱骂，又冲我叫嚷。也许她并不具体针对谁，只是得意于自己的作威作福。孩子们回家去了，而我走回车站。
我在马特维·穆德罗夫号上度过一周后，生活形成节律，内容的重复给人慰籍：四周森林的青松，火车头隆隆的低啸，车下铁轨发出有催眠效果的橐橐之音。27岁的厨师维佳是个活宝，负责提供车上的一日三餐。我发现自己每天早上一醒来就会馋他做的松软小煎饼抹果酱。医生们都在餐车里光溜溜的桌台后站着吃，边吃边说笑彼此患者的轶事，比如有些老婆婆上车要求做超声波全面检查，只因为她们在电视健康节目上听一个什么阿戈普金医生介绍过。
医疗专列每年大约造访两次贝阿铁路沿线的村镇。它的长项在于诊断：车上有做血、尿分析的化验室，有心脑电图、超声波、X光等检测仪。医生开出疗程单，推荐药品，但也常常只能言语安抚或提供基本医嘱，例如“只喝速溶咖啡不能获得足够的水分来预防肾结石”之类。我听到许多病人称赞专列医疗人员诚恳尽责。人们告诉我，铁路沿线村镇的医生常用一堆官僚手续害得病人排大队，或者尽量把患者挤到自己下班后开设的只收现金的私诊。
大部分诊治都在列车上进行，但偶尔也会有上门看诊的情况。一天在洛普恰，我与米罗什尼琴科医生坐进一辆旧吉普车，开上村里唯一一条泥泞坑洼的道路。我们来到一处以由厚重的水泥板搭建的居民楼群，它和我在铁路沿线见过的其他所有楼群别无二致。我们走上昏暗的楼梯间，在三楼一扇门前停步。薇拉·波波娃打开了门。她今年67岁，1980年和丈夫一起来到干线上——他是铁路焊工，三年前因心脏病去世。
我们随她进入里间卧室，见到了她45岁的儿子阿历贝特。2007年的一个清晨，阿历贝特踩着某栋废弃居民楼里的钢梁行走时，被一块隐藏的冰面滑倒，摔在两米之下的湿冷地面上。“当时我感觉全身都摔成了一滩烂泥。”他告诉我。他躺在地上直到几个朋友赶来，被他们捉手搬脚地抬到车站，等待去往相距约五小时车程的医院方向的火车。结果他从腰部以下瘫痪，医生把他打发回家，政府开了一纸残障人士证明。在他看来，这“与其说诊断，倒更像是判决”。
现在他靠看记录片、在网络聊天室里跟人斗嘴（
历史、政治和心理学话题）打发时间。母亲帮他擦洗身体，按摩背部和双腿。他无法如厕，不得不垫着尿布卧床，由母亲每日几次更换。
一个老朋友告诉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西边的一座大城市）有先进的康复设施，这给他带来一些希望。那里的医生教给他一些恢复力量的训练，将来也许能帮他重获行走能力。但上次去训练时他的膝盖受了伤，从那以后他再没下过床。他可以选择坐五个小时火车到滕达去看医生，但那就需要请朋友把他抬到车站，然后忍受支撑在硬邦邦长凳上的难受旅程，而他再也没有这份精力了。所以他和母亲才请求列车上的医生到家里来看病。
他们想知道的是，他的膝盖是否已经痊愈，能否在家里做一些缓和的复健运动。米罗什尼琴科检查一番，又抬起病人的腿测试神经反射。“你可以站起来，把身体重量放到腿上，来试试看吧。”她说。阿历贝特的母亲听说他可以恢复锻炼，喜形于色，十指交握，然后走过去拥抱米罗什尼琴科。“天哪，谢谢你，谢谢你。”装着两条熏鱼的纸袋硬塞进医生怀里。
贝阿铁路沿线的村镇全都是由施工队建成的，工人们来自苏联各个角落：乌拉尔山区、格鲁吉亚、圣彼得堡等等。拉尔巴的建设者来自前苏联成员土库曼斯坦，这批人如今只剩下一个了。阿勃迪凯利姆·穆罕默德马佐洛维奇今年49岁，个子瘦长，留着稀疏的银白胡须。他带我参观墓地。“我们这里只有一种疾病。”他用食指弹弹脖子——这个俄罗斯手势意为“醉酒”。“你说这帮人。阿斯特喝了又喝。图耶夫也被酒精烧坏了。谢尔盖酒后被火车撞死。还有一位，再也没从宿醉中醒过来。利利娅喝得一醉不起。尼图赫夫酒不离口，掉到河里淹死了。”后来他又隐约提到自己妻子也有酗酒的毛病，但又赶紧换了话题：他想带我去看一块临河高地，那里曾建有前苏联将军们的别墅。
马特维·穆德罗夫号此次行医的终点站是库维克塔。阴雨的早晨，车站前的土路上积起了一汪汪水。旅程进行到这里，列车离开始发站哈巴罗夫斯克已超过三周，医生们都已疲倦，玩笑也开得不那么勤快了。我到车上神经科医师亚历山大·科马洛夫的房间去看他。80年代中期，他作为共青团施工队的一员被派到贝阿干线工作，来到库维克塔，那时他还没成为医生。“我有30年没回来过了。”他说。
我们决定四下走一走。科马洛夫初来这里时22岁，是刚在苏联军队里服完役的医科学生。“他们来问：‘难道你们不想报效祖国，去建设贝阿干线？’”他当时想，何乐而不为呢？整个国家都在大建铁路、车站和村镇，他也想作出自己的贡献。大家都住在河边一块干地上的临时居所里。“四周都是山，静谧，没有人烟……好像世界尽头。”贝阿干线上的生活，艰苦中透着浪漫：他清晨六点醒来，走出自己的帐篷，就着河水刷牙，和其他青年劳动者一起吃早餐，然后从事一天的施工，有说有笑，在夏日阳光下晒黑。夜晚，他们生起篝火，拨动吉他。
科马洛夫已经记不起营地的具体位置了。一座由红砖和钢铁构成的锅炉房无人使用，锈迹斑斑。“那么多辛苦全白费了，真让人难过。”他说，“我们努力了，真的竭尽全力想要成就些什么。不料时至今日，我们的劳动成果根本没人需要。”我俩吃力地在烂泥中跋涉，顺一条小道走到河边。科马洛夫抓起一把石子，将湿泥在指间揉搓，试图追忆多年以前生活、工作、入眠和歌唱过的地方。他说，就在这附近——但也可能不是。我们站了一会儿，谁也没什么话说，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脚下的鞋子缓缓陷进泥里。然后转身，向着火车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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