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反对撤府实行省直管县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1]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作为最有威望和实力的地方大员，张之洞对州县改革，实际上几乎全盘否定。
在方案的主要设计者戴鸿慈、端方看来，中国的行政层级，“州县之上有府及直隶州，府州以上有守道及两司，司道以上有督抚，凡经五级”，与国际普遍的二、三级相比，层级过多。扁平化的行政层级，“直接中央，而一无隔阂”，而“我乃展转五级，而莫识从违”。
清代地方行政区划，大体上是省、府（包括直隶州）、县三级。但在官阶设置上，省、府之间，还有“道”，实际上是省、道、府、县四级，也即戴鸿慈、端方所说的“督抚、司道、府州、州县”四级，再加上中央，就是所谓的“展转五级”。
数千年来，县一直是最为基层的行政单位。至于乡村的一应事务，基本由乡绅负责、以乡规民约为约束。但是，自晚清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各种经济动员和政治动员的需要，政权迅速渗透到了乡村基层，逐渐形成了实际上的担负行政功能的乡，也即戴、端所说的“乡市”。
在中央政改领导小组“官制编制馆”发给各省讨论的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令现设知府解所属州县专治”，取消了知府这一级“地级市”建制，及直隶州、直隶厅对所属县的管辖，将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域一律归省直属。
如此一来，形成了省、县、乡的三级体系，县的地位和功能都大大提升。所有州县被分为三等，“甲等曰府，乙等曰州，丙等曰县”。“府”一级的州县，其长官虽然还是称为知府，品秩也高于州、县的行政长官知州、知县，但他们之间并无隶属关系，都是县级单位，府无非是规模大一些的“县级市”而已。
对于这样的扁平化改革，张之洞坚决反对。
他的第一个理由，是“各省幅员辽阔，轮舶罕通，每一府所辖少则四五县，多者至十县。各县距省遥远，极远者至二三千里，赖有知府，犹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灾荒可复勘，盗匪可觉察饬缉。若尽归省城考察，岂能遍及？待该县禀报至省，祸乱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毙矣。故裁去知府一说，万分窒碍，势有难行”。
当时，全国总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州、县、厅）1600多个，18行省平均每省88~89个。根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如果这88~89个县，全部直属于省，的确会出现张之洞所说的管理难题。
张之洞说的第二个理由，是关于名词应用上的：“称府而无属县，名义亦难解。似不必蹈袭日本之故套，以东京、西京、大阪三处专名府也。既有属县，则事繁体尊，附郭之首县不宜裁矣。”这就是说，他认为将一些大县称为“府”并不合适，如果要称为“府”，那就应该至少是府地所在的一个县。
张之洞的第三个理由，与其反对司法独立相关。按照张的说法，如果立即推行司法独立，首先是民众的司法成本将大大增加，所有的“上访”将只能到省里、甚至中央；其次，是司法效率大大降低，中央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处置全国的诸多案件；第三，是督抚失去司法权之后，难以约束下属官吏。这些顾虑，有相当程度是对司法独立的误解，也有相当程度的确是符合现实的。
张之洞的结论是：“知府一官，鄙见必须留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较近，辖属较小，可为院司分任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