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陶乐县县城3里路外的甘草坑村，42岁的年居宝正在大棚里吃力地扒开绞在一起的枯藤，小心地从夹中挑几个未烂的小西红柿，“你尝尝，多甜哪！”他一边竭力推荐自己种的“紧俏消费品”，一边“啧、啧”地为烂在地上的小西红柿惋惜。
这位皮肤黝黑、声音低沉的宁夏人是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从1992年开始他就听从政府号召，利用银行贷款建了4个新式大棚，“我种的瓜果蔬菜主要是供应县城里的‘高消费阶层’和饭店。”年居宝所说的“高消费阶层”是指在县城里上班拿工资的干部和职工，“我们县没什么厂，只有上班的人才舍得花钱买这些紧俏的水果、蔬菜”。
“一年下来，每个大棚能挣上五六千块。”铆足劲准备奔小康的年居宝万万没想到“巨变”出现了：他生意上一直倚仗的陶乐县“高消费阶层”突然消失了。
原来今年2月份，经国务院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该县原有的三乡一镇中，月牙湖乡划归银川市兴庆区，县城改为马太沟镇，连同另外两个乡一并划归平罗县。原陶乐县662名干部、职工被分流到平罗、中卫和银川等地，而陶乐县城里“高消费阶层”也随之分流。
火红的光景突然“急刹车”，让一度踌躇满志的年居宝有点不知所措：按照往年这个时候应该下种育苗了，但现在4个大棚都没动，“不知种什么好，卖不出去，对未来没了信心。”看着烂在大棚里的小西红柿、葡萄等瓜果，年居宝茫然四顾。
陶乐不“乐”
陶乐县位于银川北面，全县3.2万人，城区仅有0.8平方公里。
随着国务院的一纸批复，陶乐——这个中国行政区划最小的县，伴随着它63年的县级建制历史从此消失，成为教科书上的一个抽象名词。
伴随着行政建制的改变，陶乐就像遭遇足球比赛中的“突然死亡法”一样，生态为之一变。
撤县后，当地人直接的感受是街上的车少了，小小县城本来只有180辆小车，其中有150辆是政府部门的，已经转移到接收的平罗县政府。“余下30辆小车是出租车，因为没生意，大家都张罗着要把车卖了。”代师傅已经把车卖到外地，“现在县城还有十几辆小车，熬不住还得有人卖。”
当然县城修车行的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原来平均每天可以修10辆，现在有两三辆就不错了。”已是两代人都在陶乐修车的老板李林说。
小小的陶乐，整个县城的人口只有4000多人，可全县吃财政饭的干部却有2400多人。同许多城镇一样，缺乏商业基础和市民社会的陶乐，整个运转对行政的依存度极高。怪不得当地人说：“陶乐是因行政而兴，也因行政而衰。”撤县对于以公款消费和干部消费为主的商业、餐饮业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以前，每天午餐晚餐都有两三千元的营业收入，而现在一天的营业额也不过三四百元。”当地最大的一家饭店梦源酒店老板余桂香无奈地说，“为了节省开支，把厨师给辞了，现在让儿子在厨房里掌勺。”
过去是塞上餐饮娱乐城老板的韦智德也辞退了20多个服务员，亲自干起了扫地、抹桌子的活，“没办法，现在没什么生意，每天只有一桌人吃饭，甚至是光头。”
2000年，韦智德趁着陶乐县支持发展私营经济的时机，筹款100多万建成了这个娱乐城。最初三年，韦智德的生意红红火火。“有县里各单位的‘照顾’，形势还不错。”
韦智德本来盘算着趁这股劲，早点把债还清。哪知道风云突变，陶乐撤县分流，这下可点中韦智德的“死穴”：娱乐城的主要消费群体撤县以后，四处散去，娱乐城也成为一座空城，无人问津。
至今让陶乐人嘘唏不已的一件事是，陶乐县县城里惟一一个“一元擦鞋”的擦鞋匠夫妻，也因无人擦鞋而远赴他乡。
陶乐撤县对当地的教育影响很大。在宁夏小有名气的陶乐一中以每年都能考几个北大、清华而备受瞩目。但由于撤县，陶乐一中降格为镇级中学，划归平罗县管，导致生源和教师力量受到双重冲击。
“今年，平罗县一中把中考达到480分的三分之二优秀考生网罗了过去。”陶乐一中高级教师唐汉卿说。
更严重的是教师资源的外流，“现在学校流失了11位老师，其中有好几位是教学骨干。”陶乐一中校长尹耀金忧虑地说，虽然平罗县立即采取措施，调集今年新招的16位师范毕业生充实到陶乐一中教师队伍，“但他们要等到3－5年才能成为担大梁的骨干。”
“今年暑假银川六盘山中学招老师，我们学校就有七八个老师去应聘。还有要去贺兰县、平罗县等等。”高级教师唐汉卿已经决定去平罗一中，“我现在已经42岁了，再不走，等陶乐一中衰弱后，就没有实力跳了。”“撤县对教育影响肯定有，以后我们的目标要把陶乐一中定位于普及高中。”尹耀金说，目前银川已经有学校向他伸出橄榄枝，“现在加盟时机还不成熟，我们首先要稳定陶乐一中。”
秘密的撤县会议
此前，当地人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陶乐撤县的征兆。
“最早传出陶乐撤县这个说法是在2002年年底，但从来没有人在正式场合下宣布过。”陶乐县一位姓黄的原副县长回忆说。因为谁也不能证明撤县是否属实，所以大家也就没有太在意。
2004年春节刚过，陶乐县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局长王福保意外接到县委的“密令”，让他哪儿也不许去，在家等候通知。
1月23日，大年初二，县编制办主任王锦星也接到县委办的电话，“明天早晨8点务必赶回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1月24日上午，县委的车把王福保、王锦星等人秘密拉到远离陶乐县城的黄河边上一个偏僻的林业站观测点。就在这里，石嘴山市委副书记、平罗县委书记王静主持召开了陶乐撤县领导小组首次会议。
“撤县会议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怕消息传出去，引起社会上的混乱。”王静解释说，有些单位知道要撤县后，会出现“突击花钱、突击提干、突击进人”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开会范围主要限制在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领导之内，“包括有些县领导我们都没让他们参加。人一多，就保不了密。”
对于为何要撤县，王静解释说：“陶乐县一年财政收入才600多万，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县域经济规模太小，每年要靠国家的大量补贴。”
2月17日，分流方案在陶乐县委大院公之于众。根据方案，原陶乐县662名干部按15％、60％和25％的比例分配到中卫市、银川市和平罗县。
县编制办主任王锦星本来有希望能分到银川，但结果却去了永宁县编制办，成为一名普通干事，“我在永宁没法上班，里面的人都比我小，领导照顾我，就让我回家。”
为避免分流干部出现大面积两地分居，陶乐县委组织部和县编制办曾对每名干部家庭成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向陶乐县委提交一份附有详细情况的干部清单。但最后并没按这份清单办。
“干部中有93％的人出现两地分居情况。”让王锦星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最极端的例子是陶乐县交通局职工贾树俊一家四口被分流到四个地方：54岁的贾被分在银川兴庆区，妻子分到平罗县，女儿和儿子则分别去了银川的灵武县和中卫市。
幸运的是，王锦星属于夫妻分在一起的7％中的一分子。但这并没有让他高兴，他们夫妻二人自从分流到永宁县7个月以来，工资一分钱也没有发过。单位领导解释说，王没有编制，自治区政府也没有为分流人员拨款，所以无法解决工资问题。“我们跟亲戚借钱过日子，借这么多次，都不好意思再开口。”王锦星的妻子抱怨说。
今年47岁的王锦星借住在乡下妹夫的一栋不通电的房子里，帮忙看着一片小树林。闲来无事的他养起了几十只大雁，为此他还拿出朋友发给他的短信聊以自嘲：我这个编制办主任是“没有工资没有编，只好回家养大雁”。
分流到银川西夏区政法委的司富忠在外面租房子住，这位昔日重权在握的陶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每天的工作就是“发发文件、抄抄材料”，晚上回到出租屋自己做饭，然后看电视、睡觉，生活千篇一律。
“每到星期一我就盼着星期五快来，可以回陶乐和家人团聚。想不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还要夫妻两地分居。”司富忠说。
“3天要了51元钱”
“马兰花大草原把我坑苦了。”一直要不回钱的包工头李生金很不痛快。李生金为原陶乐县林业与旅游局垫支建好主席台、长廊，但县林业与旅游局一直未埋单。
“马兰花大草原”是2002年提出的一个发展项目，陶乐县要求各个局都要在马兰花大草原上建一栋仿欧式的别墅，组成一个旅游度假村，没有资金先让开发商垫支。
当时，县里就下了死命令：不换脑子，就换位置。“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建了一栋别墅花了73万，现在还拖欠开发商49万。”局长王福保透露说。
根据陶乐县鑫龙建筑有限公司一份资料显示，原陶乐县人事局、土地局等11个部门仅仅在马兰花大草原项目上就欠工程款340万元。
这只是冰山一角，平罗县县长俞爱山向外界披露，陶乐撤县后，各部门留下了巨额债务。
“光陶乐县委办就欠债120多万，而陶乐县政府留下200多万的债务。”平罗县县委书记王静说。
平罗对原陶乐县各部门的债务进行清查，核清债务9000多万元，相当于陶乐县15年的财政收入。“这些债务有的是部门之间的，可以通过核销的方式消除。”原陶乐县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局长王福保认为数字有些出入。
这些欠账主要包括农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以及欠工商业户的餐费、燃油费、修车费等。
对于陶乐欠账，平罗县全部接受，并对口还款，“这些债我们一下子还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让各部门每月挤出5000元，来慢慢还债。”王静说。
但是这种偿还速度对于陶乐留下的债务黑洞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5月16日，原陶乐县自来水公司经理王四清、财务经理李雪梅以及供热公司经理杨常宝，一同去平罗催还原陶乐各单位拖欠的水费。
从5月16日至5月18日，连续三天，王四清只要到51元，“这还是因为平罗县畜牧局领导是陶乐人，看老乡面子才给的。”
失去行政依赖之后
撤县对陶乐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正是撤县，把一个城镇的命运完全系于行政建制的现实展现得如此充分。“陶乐撤县以后的变化与目前城市的行政主导体制有关。”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说。
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发展一般都是以行政主导型，而城市在经济生活中需要呈现多中心发展，而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单一中心，过多运用行政手段来配置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而应该更多依赖市场。
城镇应该起源于集市和贸易中枢，它的活力来自于自由贸易的空气和市民群体。“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集权的传统，设立地区行政中心的城市，主要便于统治、治理，往往缺少经济支撑。人为设置行政中心，使得城市功能定位于行政中心，但它很容易消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分析说。
现在在陶乐，县城里最扎眼的就是一片片的空楼。
原陶乐县各机关单位的办公楼全部人去楼空，闲置一旁。原县人大刚搬进花费22万新装修的办公楼，不到一个月，陶乐撤县，人大的办公楼随之成为摆设。除此之外，税务局、财政局等大楼都是建好没几年，就空着，这还不包括县幼儿园等烂尾楼。
撤县分流，使得原来主要购房消费群体——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引发信心危机。
“我们家去年向银行贷款70万，自筹资金几十万元在滨河小区兴建了11栋22户别墅型经济适用房，去年动工时就预售了一半左右，有些业主支付了两三万元的预付款。”一位开发商说，撤县之后，大家都不愿意在这儿买房，已经订房的业主纷纷退房，甚至要退预付款。
向阳西街、振兴小区、黄河小区是近两年陶乐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这些楼盘成了一座座空楼。“因为分流，现在我们家楼上每天都有人要搬家。供暖公司一位查表的工人说今年有些楼里住的人少，就不供暖了。”看看日益空荡荡的房子，居民郭秀红在担心全家怎么度过没有暖气而最低达零下20多度的宁夏冬季。
陶乐只是个缩影，受数千年传统和计划体制的影响，中国的很多城镇都跟它一样因行政而存在，因行政而兴衰，。
“陶乐县由于规模太小，行政运作成本过高，继续存在下去，会使得财政承受很大压力。”葛剑雄教授认为，不要人为延长它的生命力，推进城市化，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主导。
陶乐撤县后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城镇去除“泛行政化”影响后的“回归”。而它失去了对行政的依赖后，能否找到新的出路呢？
对于如何盘活陶乐的闲置房产，据平罗县委书记王静透露，平罗县已多次到陕西等地招商，希望引进一些无污染的手工加工业、制造业，建立一个轻工业区。王静对陶乐未来的设想是，一方面恢复陶乐经济，发展沙漠旅游；一方面等黄河大桥修好后，鼓励平罗人到陶乐置业安家，以凝聚人气，发展房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