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各主要国家在秦以后的政区划分上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记，甚至延续到今天。有些国家的轮廓在秦汉时期的政区上能清楚分辨出，比如燕国——幽州、齐国——青州，个别的甚至延续到今天如陈国——淮阳郡-陈州-淮阳府-周口市、宋国——梁郡-宋州-应天府/归德府-商丘市。许多国名仍然作为州府或县的名称一再出现，比如赵、魏、蔡、郑、鲁、宋，甚至连狄人建立的短命小国中山也多次被用来官名郡和府。有些面积较大的国家，则演化为一大片地区的代称，比如秦、楚、晋、巴、蜀、吴、越。
这样相比起来，七雄之一的韩国就显得消失得格外彻底。西汉时的颍川郡勉强可以看做是韩国灭亡时的残余领土范围，但这一地区从未叫做“韩郡”“韩国”。而不管是新郑、阳翟还是韩国祖地的平阳都从未出现过“韩县”之类的命名。唯一字面上有点关系的是黄河西岸的韩城，但那命名来自于西周时的韩候，春秋以后从来没有成为过韩氏家族的封地，跟七雄之一的韩国并无联系。两汉时人大多仍喜欢以战国时的旧国名称籍贯，但即使是韩国核心地区的颍川（两汉时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极少见有人以”韩人“自称。甚至后世即使是虚封诸侯，“韩王”仍是极少见的封号。
个人觉得原因主要有：1、韩国在七国中面积最小，领土也较破碎，且受秦的压迫变动不定，”国民意识“较弱。
2、韩居天下之中，当关中东出要道。西汉在统治思路上仍是一个”秦王国“，以扼守函谷天险坐关中镇关东为基本战略思路，韩国所在的地区不可能封给诸侯而只能由朝廷直接管理，使东周封国无法继续在形式上存在下去。
3、韩国本身较小，宗室不盛，且韩王信投降匈奴则极大影响了韩国后裔在两汉政治舞台上的声望和势力，无法和齐国诸田、楚国诸芈以及赵魏等氏相比。宗室后人缺乏显赫的地位，在故国土地地位不彰，国名自然也难以被用来命名地名。
